本文颠覆性的核心观点、突破和全新视角：

商丘是中华文化之母，也是中华文化的祖母。没有充分研究商丘的人，没有资格说自己真懂中华文化。

自古天下名人过半出自河南；自古河南名人过半出自商丘。

商人、商品、商业这些名称前面的“商”字就来自商丘。中华文明不仅是一个重农主义社会，只有理解了商丘才会明白：中华文明自古就是一个重商主义社会，只是性质与西方的重商主义有显著区别。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农经济社会是不可能产生如此辉煌的中华文明的。商业不仅是财富之源，也是不同文化汇集和重新创造的最重要社会机制。

商丘作为二王三恪制度集中体现，在弹丸之地却汇集承袭前朝历代文化血脉，这也使他一再成为集中华文化之大成的中心。

百家争鸣是商文化的第一次复兴，百家争鸣中各家的中心地带距离商丘不超过200公里，核心人物绝大多数都出自商丘或其后代。缔造当今中华传统文化框架和肌体的这场文化大创新，几可称之为“商丘论坛”。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兵家，皆为“商家”。不是直接出自商丘的，也是主要出自原商朝都城安阳附近，还是“商家”。

秦汉唐是商文化的第二次复兴，宋朝是商文化的第三次复兴。要想最深刻理解当代中华文明复兴的真正奥秘，其钥匙无疑也在商丘。

解开中华文化可持续发展奥秘的钥匙在商丘。

要完全理解毛泽东带领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战胜国民党的最大奥秘，钥匙在商丘。

什么是家国情怀，民族大义？商丘的历史会给出最经典的答案。

中华文化能够引领未来世界的社会奥秘在商丘。

人类前两次全球化的奥秘在商丘，引领未来第五次全球化的奥秘也在商丘。

证明以上观点的并不是什么新发现的历史证据，而几乎全都是中外学术界一致公认的铁证。但为什么人们之前没有认识到这些颠覆性的事实和观点，认识不到商丘如此之重要的核心地位？原因不仅在于当前的历史学科研究视角存在的很多不科学性和误区，也因为几千年来，商丘一直是“功成不必在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但正因如此，“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本系列文章很长，有5万多字。后续正式发表时目录可能有修改，以正式发表时为准。

目录

一、以往认识历史的误区

1.历史并不完全是越老越值钱

2.如何准确理解中华文明是没有中断的文明？

3.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父母而不是鼻祖

4.都城很重要但不是全部

二、商丘作为中华文化之母的核心历史证据

1.商丘——中华文化的祖母

2.周朝不是灭商，而是“分商”

3.二王三恪制度

4.百家争鸣——商文化的第一次大复兴

5.今天的中华文化，是在商文化一次又一次复兴过程中形成的

三、秦、赵、楚与商文化的继承关系

四、秦国的建立——商文化的第二次复兴

1.秦国的建立是商丘论坛成果的诸子百家思想交汇、碰撞之后的大融合

2.秦国的建立是实现商纣王未竟的统一事业

五、汉朝——商文化第二次复兴的完善

六、李唐王朝——商文化第二次复兴的顶峰

1.隋唐在起源上与商丘并无直接关系

2.睢阳之战的意义

七、宋朝——商文化的第三次复兴与商丘作为中华文化之母地位的隐退

1.为什么叫宋朝与应天府南京

2.靖康之难及对商丘作为中华文化基地的根本影响

八、功成不必在我的商丘

1.水患

2.南宋及之后商丘文化历史地位的显著下降

3.商丘不同的特殊历史使命

九、新时代商丘的复苏

1.新中国建国前经历的一道大坎

2.解放战争中功成不必在我的商丘

十、文明进化的三种基本模式

1.分裂式进化

2.融合式进化

3.湮灭

十一、研究商丘作为中华文化之母的超级战略意义

1.“农业社会”还是“农商社会”？

2.中华文化引领的人类前两次全球化

3.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第五次全球化

4.纠正大量长期的常识性误解——“中”与“管”

5.花木兰的故事说明了什么

十二、商丘可以告诉我们的更深道理

1.什么是家国情怀、民族大义？

2.有文化与没文化——共产党为什么会战胜国民党？

3.统一与分裂——贯穿中华文明发展史的较量

4.融合式进化的条件——和合与龙图腾的进化

十三、诸子百家主要人物出生地及思想形成地汇总

附录：商丘历史变迁（以商丘市人民政府官网对本市“历史沿革”介绍为基础增补而成）

一、以往认识历史的误区

中华文明的源头是哪里？这个问题是非常吸引人的，中国人也特别有历史感，中华文明的历史也是网上各个大V们最喜欢谈的话题之一。它当然也是历史学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课题之一。这个课题也通过不断寻找新的证据去获得新的认识和发现。

但是，本系列文章的核心观点——“商丘是中华文化之母”所提供证据并不是新的，或者我们并不是依靠新的、可能有争议的证据，而是采用基本为中外学术界一致公认的铁证。但为什么这个观点不仅几乎是从来没人提到过，而且如果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观点的读者，很可能会大为惊讶和不解？其原因在于我们过去认识历史的视角和方法，有很多不一定完全恰当的地方。从而使人们对大量就摆在眼前的铁证视若无睹。

1.历史并不完全是越老越值钱

人们普遍认为追溯的历史越久远，越能体现我们历史的悠久，越能代表它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越是能体现文化自信简而言之，历史越是古老，似乎就越显得我们的历史文化牛气。但历史并不完全是这样。对我们今天的历史影响最大的，是最近一代或两代的历史。就如同亲生父母对我们的影响是最大最直接的，而越是往前追溯，会发现源头越来越多，越来越分散。如果简单地从理论上说，父母这一辈就有2个源头，到爷爷奶奶这一辈就会有4个，曾祖父曾祖母有8个，高祖父高祖母16个，天祖32个，烈祖64个、太祖128个、远祖256个、鼻祖512个所以，越往前追溯，可能会发现源头越来越多。那些源头当然都是我们的源头，但事实上，第一他们在我们今天的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中的占比会越来越小。第二是如果追溯得太远了，搞不好就追溯到中国之外，甚至是追溯到非洲去了。现代智人的非洲起源说是一个学术界主流看法，当然也有人认为现代智人是东亚起源。但不管如何，即使持现代智人是东亚起源说的，也认同直立人是非洲起源。所以，追溯得太远了，有纯粹的科学意义，但对民族文化自信就没啥价值了。第三是对于一个技术、文化或科技来说，最关键的问题不完全是最早出现在哪里，而是在哪里最先完成集大成、完善、再创造、升华和真正成型。例如，铁器最早出现在哪里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也不完全重要，因为最早出现的铁器一般采用的是陨铁，这种铁是天然的、从天上掉下来的铁，其发现和利用具有极大的偶然性，无法成规模地推广使用，所以其社会意义和价值也没那么大。谁通过开发地球上的铁矿最早创造出完善的人工冶铁技术，成规模地应用铁器，这才是真正重要的、能够对全社会产生有意义影响的事情。

2.如何准确理解中华文明是没有中断的文明？

。

当然，即使那些失传的文明，也可能部分融入到了后来的文明血液中，但不可否认，中断和失传在中华文明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大量存在的普遍现象。商即使朝建立之后，也有很多次有史书记载的大规模文化失传过程。即使在已经形成稳定的中华文化之后，也不断出现新的创造、引入的外来文化，同时也持续伴随着部分文化成果的失传和中断。例如，王子朝奔楚导致的周王室秘藏典籍系统性灭失，侯景之乱中皇室典籍的系统性灭失，南宗灭亡时大规模的文化失传事实上，每次大规模战争都城被攻下，往往都会有大规模文化失传事件发生。很多技术发明因师徒相传，如果发生较大规模的战争或自然灾害导致系统性的技术掌握者同时死亡，相应的技术很可能就会失传。那么，我们说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到底是指什么？该如何最准确系统地去理解？有很多人说中华文化的连续性体现在我们的文字一直没有中断，现在的人也可看懂几千年前古人写的文字，这个当然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可是，英语从英国传到美国、澳大利亚，文字也没有中断，能不能由此就说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就是属于英国的传统文化，是英国传统文化的延续？至少现在并没有多少人这么明确地认为？

3.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父母而不是鼻祖

对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比最大，影响最大，最普遍，可以形成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的东西是什么？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直系母亲是谁，这才是对我们今天来说最最重要的。我们的鼻祖、鼻祖的鼻祖、鼻祖的鼻祖的鼻祖是谁，对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这些问题当然是应当去研究的。但对现实来说，自己亲生的母亲是谁难道不是最最重要的吗？如果连自己亲生的老妈是谁都没搞清楚，把精力全用在不断去追寻更远的，岂不是本末倒置？

4.都城很重要但不是全部

每一个地方可能都会因为对自己家乡的情感而争取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名气。这个是人之常情，不过这同时也会容易引入历史认识过程中的一些主体误差。比如我的老家襄阳市就曾和南阳市之间争诸葛亮隐居之地到底算谁的。当然各自都是站在自己家乡的立场上，认为诸葛亮是属于自己的。其实双方提供的证据还真的都是有道理的，历史事实是什么样大家其实都不会否认。问题只在于历史上地域的边界是不断发生变化的。诸葛亮隐居的地方，在当年确实是属于南阳，这也是历史记载诸葛亮在其‌《出师表》中提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说法原因所在。甚至连现在襄阳市的很多地方，在当年汉末时都曾属于南阳郡，但现在诸葛亮隐居的隆中地点确实又属于襄阳市，对这个具体的地理位置，也就是他当年“躬耕”的地方隆中基本上也没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所以，这个官司就没法说了。到后来就有人就写了一首诗来和稀泥：功高盖世本不分先主后主，鞠躬尽瘁何需分襄阳南阳。两个城市都把诸葛亮当作自己的名片，这个最后双方也都不反对。

如何去克服或平衡历史认知过程中的主体误差呢？我们不能去硬性地违背人之常情，甚至应当尊重人之常情。因为违背人之常情可能会引起反弹，使这种情感带来的情绪更大，从而误差也更大。在充分照顾人之常情的前提下去客观地厘清历史事实，这才能最有利于使主体误差更小地来认清历史事实。

商丘作为中华文化之母的地位，商丘人从来没去争过，也几乎是不需要争的。商丘不仅是今天没争过，其持不争的态度已经有几千年了。夫唯不争，而天下莫与之争。想想也是，真正的母亲，有几个会与自己亲生儿女争的？是我今年初来到这里持续不断的震撼性发现以后，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感到这个事情必须要说清楚。这些发现不止是要用惊讶，而是要用一次又一次的撼人心魄、炸裂、惊天霹雳、目瞪口呆等等词汇来形容。

二、商丘作为中华文化之母的核心历史证据

1.商丘——中华文化的祖母

商丘不仅是中华文化之母，她也是中华文化的祖母——商朝文化发源地。

商丘是商文化的发源地，不仅商汤的出生地是在商丘，商汤推翻夏朝后，最初建立的都城亳都也是在商丘。亳为帝喾的都城。商汤是由商丘（今商丘古城）迁都于亳（商丘谷熟镇）。这个亳都的“亳”字在现今地名中还留有痕迹，就是现在安徽的亳州（紧邻现今商丘市），当年叫谯城，那时不仅是属于商丘范围的，而且还是当时商朝的陪都。后来商朝都城频繁地多次迁移，最后是建都在殷墟（今河南安阳）。中间著名商朝都城有郑州商代遗址等。商朝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极为巨大和深远。以往国外只承认中华文化起源于商朝，虽然有当时国外学者的各种偏见，以及考古证据的不足，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商朝作为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极为关键的一个节点，在中外学者中是一致公认的。

如果要追溯更早，属于中华文化的文献记载比较多地以传说（本文凡称“传说”“相传”“据传”的都不作为本文观点的直接证据，仅作参考。全文同）形式体现。作为中华始祖三皇五帝里的三皇，说法有很多，有燧人氏、伏羲、有巢氏、女娲、神农（炎帝）、黄帝等。其中：

燧人氏，出生于商丘。伏羲，传说是燧人氏之子，相传其母华胥（女娲）在雷泽（今商丘以北不到100公里的山东省菏泽市），踩了巨大的脚印而有孕。怀孕12年后在成纪（今甘肃天水市）出生。有巢氏，传说是燧人氏的父亲。这几个之中的出生地相对只有燧人氏出生于商丘记载比较确定，其他出生地都语焉不详。当然，因为这段历史的记载都是更接近神话传说方式，所以很难与考古证据直接来进行比对验证。所谓有巢氏、燧人氏、女娲、伏羲之间传说的爷、父、母、孙的关系，还有传说伏羲与女娲即是血亲又是夫妻。这些传说明显地不像是历史事实的真实人物，而更像是代表某一个部族，或者是用某个典型的人来代表某个部族。

中国还有一个人文始祖是葛天氏。葛天氏据传是“袭伏羲之号”的三皇时的“帝王”，又是我国音乐、歌舞始祖。相传有“葛天氏之乐”，由三人操牛尾而歌唱，共八曲，其发明了“乐舞”（见《吕氏春秋·古乐篇》）。而葛天氏的出生地被认为是在河南宁陵、长葛一带，其陵寝在商丘宁陵县葛天氏陵。坦率地说，了解到如此之多的文化起源是在商丘，已经多到让我感觉有些受不了啦。不过，从目前已经发现的考古证据来看，中国最早的乐器是贾湖遗址出土的40多支精致的骨笛，分别有2孔、5孔、6孔、7孔和8孔骨笛，用鹤类尺骨制成，距今7800至9000年之遥。贾湖遗址位于现今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北舞渡镇，与商丘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所以，商丘在贾湖骨笛出现之后至少3000多年，出现葛天氏这样的大作曲家，在物质基础上是有足够支撑的。

自商朝建立以后的历史文献记载，与当前考古证据之间的一致性是相对比较好的。而商朝之前的历史记载与考古证据之间的一致性不是太完美。甚至因其传说性质，很多记载显然不是真实的历史事实。例如“踩了巨大的脚印而有孕，怀孕12年后出生”这样的记载显然与科学常识相违背。

根据1996年启动，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2001年正式提出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全称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在历史学界的长期努力和持续的考古新发现证据支持下，目前已经基本确定夏朝的历史发展脉络。从上图夏朝各个首领时期及其都城变迁过程可见，夏朝有几个特点：

首先是都城变迁非常频繁，甚至相同的首领（大禹和少康）任内都有3个不同的都城。

第二是夏朝的都城基本都在现今河南省境内。大禹任内有三个不同的都城，只有其最后所在的都城平阳是现今山西省境内的安邑或晋阳，除此之外大禹任内及其他首领任内的都城全在河南境内。

第三是相和少康两任首领三个不同的都城在现商丘市境内，分别为相的都城所在的商丘（现商丘市睢阳区），少康时期的前两个都城，纶城（现商丘虞城县利民镇东南35里），夏邑（现商丘市夏邑县）。

当然，无论对夏朝以及之前的历史如何理解，都不影响我们的核心观点。

2.周朝不是灭商，而是“分商”

周朝不是灭商，而是“分商”，这应当是历史学界公认的事实，但却没有形成明确的观念，更关键的是没有认识到其伟大的历史意义是什么。我们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它对于“中华文化是一个没有中断的文化”这一论点是极为重要的关键性支撑。

过去我们都认为“武王伐纣”是推翻商朝建立了周朝，请注意“推翻”这个词。如果不特别地说明，这会导致巨大的误解，以为从此商朝文化就消失了。一定要理解到周朝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历史时期，它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朝代，而是一个分封天下的真正“封建王朝”，尤其重要的是对很多商朝后裔也进行了分封，实行的是“兴灭继绝”的政策。所以从文化上说，周朝建立以后，商朝文化并不是被灭绝了，而是“被分开保存延续下来”了。

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在牧野之战推翻商朝帝辛，建立了周朝。如果从世界历史上看，中国之外其他地区的一般情况是，一个朝代用武力推翻另一个朝代后，会完全由自己来替代之前的朝代，甚至连生物基因、文字、宗教信仰等都替换掉。如果这样，那前面被推翻的文化一般情况下就灭绝中断了。但中国不一样，在秦朝建立之前一直采用的都是中国独有的“二王三恪”制度，这个后面会专门谈到，周朝也是继承甚至强化了这个制度。

周朝采用的是全面的分封制，只要承认周天子是老大，按时到都城去述职进贡就可以了。尤其周武王还采纳周公“以殷治殷”的建议。灭商以后，周武王封商纣王帝辛的儿子武庚于殷地（今安阳）以祀殷后，留在殷墟管理商朝遗民。同时周武王派遣其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在殷都（安阳）附近建立邶、鄘、卫三国以监视武庚，史称“三监”。可是，周武王推翻商朝后很快就病逝了。周成王年幼继位后，周公摄政，引起本来是监视武庚的管叔、蔡叔、霍叔等人的不满。武庚乘机联合他们造反，要想恢复商朝。史称“三监之乱”“管蔡之乱”或“武庚之乱”。结果周公出兵后三年平定叛乱，武庚、管叔被杀，蔡叔被流放而死，霍叔被废为庶民。

但即使如此，周公依然遵循“二王三恪”“兴灭继绝”的传统，将没有参与三监之乱的商纣王帝辛的兄长微子启分封于商朝的旧都商丘，建立宋国，特准其用天子礼乐奉商朝宗祀，与周为客（见《史记·宋微子世家》）。三监之乱至少一半应当算成是周王朝建立初期内部的叛乱，武庚只能算有部分责任。不管怎么样，周公并没有因武庚参与这个叛乱而改变对商朝后裔的优待政策。宋国地位很特殊，被周天子尊为“三恪”之一。所以，周朝建立后，商文化并没有中断灭绝，只是“三监之乱”导致的结果是周朝给殷商后裔的封地由安阳转移到了商丘。最正宗的商文化由此以“宋国”的国号回到她最原始的起源地而得以继续保存。

学术界一般认为，西周的分封制对象主要为三类：一是周武王姬发的姬姓宗室子弟，二是周王室的功臣，三是原来商朝的王室、臣子、投降或跟随周王的原商朝部族，他们被分封到各地做诸侯，建立诸侯国。所以，并不仅仅是殷商王室的后裔微子启分封到了商朝的起源地商丘继续遵循商朝的文化，而且有多个具有商朝文化的商朝大臣，或接受了商朝文化浓重熏陶的商朝时代的部落族裔后人被分封到不同的诸侯国。这一点同样非常重要。事实上，周朝不仅是分封了商朝的王室和大臣的后裔，对更前朝的王室后裔也进行了分封。

从商朝转为周朝时采用的“兴灭继绝”方式，是兴起于商朝的中华文化传统得以完整延续的重要因素，也是在今天可以称之为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没有中断，而且为百家争鸣时期得以实现另一个伟大创造飞跃的重要因素。

3.二王三恪制度

这种分封前朝的后裔并不是周朝独有，而是当时中国的一种延续很长时间的政治传统，就是二王三恪制度，又称二宾三恪、二代三恪、三恪二王后，或单称三恪、二王。这是一种古代的政治礼制，至少起源于尧舜禹时期甚至更早。它是新的王朝封前面朝代王室后裔爵位的制度。依二王三恪制会给予前朝王侯名号，赠予封邑，祭祀宗庙，以示尊敬，显示本朝所承继统绪，标明正统地位。所谓“恪”，即表尊敬之意。根据杜佑《通典》考证的“三恪二王后”，认为封前二代后裔为二王后，封前三代后裔则称为三恪。

这种二王三恪制，在文化上就会形成一种兴灭继绝的效果。受封的前朝后裔并不是本朝的臣子，而是受尊敬的宾客待遇。

现在学术界主流的看法是将中国最早的王朝认为是夏朝。但传说中国在夏朝之前还有一个朝代是虞朝，它是虞舜接受唐尧禅位后所建的朝代，都城在蒲阪（今山西永济）。尧的儿子丹朱被虞舜尊为虞宾，而非臣子，封地在唐（今河南南阳淅川县的丹水流域，丹水即丹江，为汉水的支流，丹江口水库就在丹江与汉江交汇处，唐也是西周时的楚国最初受封的地方）。大禹接受虞舜禅位建立夏朝之后，将虞舜之子商均封在“虞”地（就是现今河南商丘虞城县），建立虞国，承嗣“有虞氏”之号。后来春秋时期的陈国、战国时期的齐国（田齐）的历代君主以及西汉末年的新朝建兴帝王莽皆为虞舜之后裔，也就是商丘市虞城县人之后了。

商汤在鸣条之战中推翻了桀的夏朝之后，为了表示对夏朝的尊重和继承，特意赐给夏王室封地建立杞国。杞国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杞县（紧邻商丘市睢县），是一个小国。杞国的国君仍然保留了姒姓和夏后氏的称号，继续祭祀夏朝的宗庙。《庄子》中的成语“杞人忧天”中所说的杞人，就是指的这个杞国的人。杞国也是孔子崇尚夏礼的地方，孔子曾经去杞国考察学习夏礼。杞国虽然小弱，但却是夏朝文化和血脉的延续者。

事实上在商朝时，二王三恪制度越到后来就越是不太被遵守了，甚至会把攻占的王国或部落的首领斩尽杀绝。但周朝特别推崇分封制，不仅对商朝后裔高度敬重，甚至对更前朝的王室后裔都尽可能进行了分封。

在周朝，虞舜后裔的陈国、夏朝后裔的杞国和商朝后裔的宋国被称为三恪。宋国后来共传三十四君，享国八百二十九年。

周武王灭商后，访求前代帝王的后裔，找到了虞朝舜帝的嫡裔妫满，把自己的长女大姬嫁给他，并封之于陈之株野（今河南商丘柘城县），后迁都陈之宛丘（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紧邻商丘市柘城县），让他奉守虞舜的宗祀，是西周朝首任舜帝奉祀官。辖地大致为河南东部和安徽亳州（位于商丘以南并紧邻商丘市）。

由此可见，周朝建立后，以二王三恪制度为之前所有王朝后裔建立的封地全都集中在商丘及其周边。这里成了之前历朝历代王室后裔以及之前中华文化高度汇集之地，并且受到周王朝的高度敬重。从这里再进一步孕育出中华文明历史上最伟大的百家争鸣新文化融合和创造的活动，也就不难理解了。中国历史上的这种百家争鸣参与者至少得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首先是得有文化的人，否则著书立说的基本前提就不具备。

二是既可以站在普通民众的角度，也可以站在统治者的王室角度考虑问题。尤其后者对一般的学者很困难。如果你指望一个人从来没在王室待过，也从来没从有相应文化传承的人那里接受相应的熏陶，要想具备甚至是要去创建管理一个国家的知识体系，这是完全不可理解的。百家争鸣产生的大量知识，既有军事、科学、修身养性，也有大量如何治理国家的知识体系。一旦我们理解了商丘及其周围聚集了前面历朝历代众多王室后裔，就明白产生这样的知识体系是太自然不过的了。

三是要有足够数量的精英群体，而不是少数几个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百家争鸣，相互启发，才思泉涌的局面。这一切只有在商丘才具备。

四是相互之间还要有足够的区别，从而能够形成大量不同的派系和差别很大的知识体系。商丘及其周围很小的地方汇集的是不同朝代不同文化的传统，并且他们的使命就是保持各自前朝的文化传统，这使如此狭小的地方却聚集了显著不同的多种文化并长期保持，从而可以促发产生不同的知识体系。而一般情况下，区域近到一定程度，往往就相互影响同化而趋同，变得极少差异了。

4.百家争鸣——商文化的第一次大复兴

今天我们所称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事实上主要都来自于百家争鸣时期的伟大文化创造。对于这一点应该说是不会有任何争议的。中华文化更早的源头，如果它们对今天的中华传统文化有意义和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融合进了百家争鸣时期的文化大创造之中。

之所以在春秋产生百家争鸣，一个直接触发因素是王子朝奔楚事件。

王子朝，姬姓，名朝，是周景王姬贵的庶长子。周景王的太子聪明但早逝。周景王二十年（鲁昭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20年），周景王因宠爱王子朝，想立他为太子。同年四月十八日，周景王还未立王子朝为太子，便在荣锜氏那里去世。王子姬匄的同伙与王子朝争立为王，国人拥立周景王嫡长子王子姬猛为王，王子朝攻击并杀害姬猛，国人给姬猛上谥号为悼王（周悼王）。晋国攻打王子朝而拥立姬匄，是为周敬王。

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年），晋国人准备护送周敬王进入周朝都城，但是此时王子朝已经自立为王，周敬王于是避居草泽中。

周敬王四年（公元前516年），晋国率领诸侯护送周敬王回到周都，王子朝于是降为臣子。姬朝被晋兵打败，带着全部典籍和一些贵族逃往楚国。

周敬王十六年（公元前504年），王子朝的党徒作乱，迫使周敬王逃奔到晋国。

周敬王十七年（公元前503年），晋定公终于护送周敬王进入周都。

周敬王十七年（公元前503年）春天，周敬王乘吴国攻破楚国的机会，派人刺杀了姬朝。《左传》记载的事件吻合，只是时间上早了两年：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春天，周敬王派人在楚国刺杀了王子朝。

王子朝奔楚事件本身如果只作为一个宫廷政变性质，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多如牛毛，一点都不新鲜。但这个事件对整个中华文化造成的影响却极为巨大，因为他是携带整个周王室之前秘不对外的皇家典藏一起逃往楚国的。问题是他们并没有最终把典藏交给楚国，而是从此下落不明。这个事件造成的后果无论是利弊两方面都大到天际。

天大的、灾难性的不利后果是：由此中华文明3500年前的第一手历史记载极可能从此湮灭。根据中国历史的惯例，这些皇家秘藏的典籍远不止是本朝历史文化的记载，而且更重要的是包含前朝历史的详尽记载。因此，王子朝不仅仅是携带了周朝历史文化记录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是携带了之前的商朝、夏朝以及更早可能存在的虞朝等朝代的历史记载第一手资料。因此，他所携带的这批典籍的遗失，事实上造成了中国历史记载非常严重的中断。

这也是造成现在商朝、夏朝，或之前更早可能存在的虞朝等没有第一手历史记载证明的关键原因，使现在史学界要准确恢复2500年之前的中华历史变得极为困难。好在商朝的历史有大量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以及很多年代不是太久远的史书（如西汉时期司马迁的《史记》）等作支撑。但是，要复现3600年前，即商朝之前的历史就极为麻烦了。尤其司马迁等所写的史书，对年代太久远的历史只能靠收集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这样越是久远的历史，就越是更像神话传说性质。

另一个对当时全社会灾难性的后果是，本来东周王室就已经逐步衰落，再没有权威的皇家典籍作支撑，周王室说话从此更没人听了，从此就更加陷入越来越动荡，以至后来礼崩乐坏，中华大地逐步转入战国时代。

但此事却有两面性，在天大的灾难性后果的同时，又带来天大的有利后果是：他最终诱发了百家争鸣的出现。因为周王室没有了文化解释的权威性，民间就可以借恢复周王室典籍的名义，使大量创新的思想喷薄而出。

据猜测，王子朝奔楚带来的直接结果有可能是他的随从，尤其是作为周王室典籍管理人的老子参与，他们此后为生活所迫或其他目的，整理出版了《周易》《山海经》《道德经》（根据1973年12月在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帛书甲乙《道德经》抄本与现行版有很大区别，称《德道经》，德在前道在后，也有人称《道德真经》）等。据目前所知，《道德经》是中国第一部记载个人思想观点的著作。此书在当时一经面世，诱发了大量民间的百家争鸣的著书立说活动。

目前中国先秦史学会为代表的学术界有较明显倾向认为王子朝可能是在南阳最后安葬，并且有可能他携带的典籍随之安葬在了南阳。为此还在南阳成立了两个研究基地：一个是“中国先秦史学会王子朝奔楚暨南阳先秦文化研究会”，另一个是“中国先秦史学会王子朝奔楚暨南阳先秦古遗址保护研究基地”。尤其这后一个研究基地，明显已经有一定判断王子朝奔楚事件最后的终结地是在南阳。甚至已经初步定位到南阳市鸭河工区（也称南都新区）一带。只是在没有把王子朝带走的周王室典籍挖出来之前，还不好作最后的定论。就差哪天盖大楼挖地基的时候，蓝翔的学生一不小心就挖出一堆竹简，曝出一个惊天大喜了。

但是，作为已经成为充足铁证可以证明的百家争鸣中心，既不是南阳，也不是西周时的都城镐京（今西安）和东周时的都城洛邑（现洛阳），而是宋国都城商丘。绝大多数诸子百家的创始人物，都是商丘人。即使不是直接的商丘人，也是不太远的祖上出自商丘。

我曾把商丘是中华文化之母的观点与一些历史学家讨论，他们刚开始对我的观点有些诧异甚至不屑。如果没有这个观点，历史学家们过去可能也没太注意诸子百家的核心人物出生地在哪里的问题。或者，即使他们本来都知道，原来也没想到过其中会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当他们自己去重新核实诸子百家创始人的起源时都惊讶不已地发现：天呐，怎么会有那么多商丘人？不是直接的商丘人，不远的祖上也是商丘人，或者在离商丘很近的地方——可以说，百家争鸣这一次深刻影响到今天的中华文化的伟大创造，基本都是发生在商丘或距离商丘200公里以内的地方。这是宋国保存商文化之后的第一次伟大的商文化复兴和文明再创造。所以，百家争鸣从另一个角度看，可以称为是中华文明升华的第一次“商丘论坛”。

2024年4月25日作者汪涛参观商丘博物馆

如果人们认为商文化的复兴只有这一次，那还不足以让人惊讶到头晕目眩的程度。

5.今天的中华文化，是在商文化一次又一次复兴过程中形成的

周朝建立后，除了宋国，秦国、赵国、楚国，他们也都可以说是商朝文化的不同传承者。

秦国统一六国，可以说是商文化在百家争鸣大创造之后的第二次伟大的复兴。秦始皇是完成了商纣王未竟的一统华夏的伟大事业。

汉朝刘邦斩白蛇起义之地的芒砀山，就位于商丘，陈胜的墓也在芒砀山。

李唐王室的李家有一部分传说是殷商后人——道家创始人李耳的后人。李耳是殷商后裔。

宋朝是商文化的又一次复兴。

以下我们一一解读这看起来非常不可思议的历史，却是大量铁证所指向的历史事实。

6.起源、传承与集大成

在谈具体的商文化传承与复兴之前，我们先来说一下起源、传承与集大成之间的关系和不同的价值。中华文化的起源显然是丰富多彩的，用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描述中华文化起源地的观点就是“满天星斗说”。考古的发现首先是静态的，在某一个考古遗迹发现某些考古证据，一般是将其归为该地的文化遗迹。除非是诸如发现古代运输过程中沉没的船只等，虽然也会代表当地发生的某个历史事件，但其沉船上的货物会第一时间想到它们是属于其他哪个货源地生产的。一般情况下没人会认为这些货物是在沉船的地方生产的。

但毫无疑问，历史发展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是动态的。这种动态的第一个问题是文化的传承，首先是文化在当地时间上的传承，其次是通过人员的迁徙和不同地区人员之间的相互学习等等，实现文化在异地的传承。例如，仰韶文化已经发现了5000多个遗迹（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魏兴涛老师提供的数据，截至2000年全国发现的仰韶遗址共有5013处），其呈现出从较早的中心向四周扩散的形态。这种扩散有可能是直接通过人员的迁徙直接将相应文化转移过去，也可能是其他地区人员通过学习承接的转移。这种过程在今天也同样是司空见惯的。

如果只是起源和传承的话，很可能会呈现文化的差异化和越来越多的分支。不同文化起源地之间，往往本身就很可能有差异。即使相同文化在传承过程中，也很可能出现变异或创新。

三、秦、赵、楚与商文化的继承关系

秦国的祖上是商纣王的宠臣蜚廉，亦作飞廉，嬴姓。他的长子是恶来，也是商纣王的宠臣。相传他们是黄帝孙子颛顼的后裔。在牧野之战中，恶来被周武王所杀。蜚廉正在北方为纣王办差，等他回来时，商朝已经亡了。但他们并没有绝后。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恶来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非子”指的就是秦国的开国君主秦非子。秦非子居住在犬丘，非常善于养马，所以当地人向周孝王推荐他。当时周孝王为抵御少数民族的入侵，正准备大肆养马，于是他任命秦非子养马。秦非子的工作做得很好，“马大蕃息”，周天子非常高兴，就把秦地赐给非子，让他延续嬴氏，称为秦嬴，自此秦国初步建立。

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在秦国的发展过程中，一直遵循了很多商朝的文化传统，例如继承了商朝的人殉制度。虽然这个制度非常不人道，并于秦献公在任时被废除，不过这个习俗是秦人在文化上对商朝继承关系的一个印记。秦国也获得过墨家、法家的支持，这是秦国不断崛起并统一六国的重要文化基础。而墨家和法家创始人都出自商丘。

蜚廉在看到商朝灭亡后，到霍太山上设坛祭祀纣王，得到一个石棺，上面刻有铭文：“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大意是“天帝看在你（蜚廉）没有参与纣王的乱政，所以赐给你一个石棺，让你后世子孙昌盛”。于是蜚廉带着小儿子季胜就隐居在霍太山附近，死后就葬在霍太山上。季胜的儿子是孟增，受到周成王宠信，并赐其皋狼地，所以孟增号为“宅皋狼”，孟增的孙子是造父，是周穆王的亲信大臣，受封赵城，创立赵氏。这就成为后来以邯郸为都城的赵国。

所以，秦国和赵国不仅在文化上是商文化的传承者，连基因上都是同源于商朝的大臣蜚廉。

楚国的发源相对复杂一些。比较统一的看法是楚国最早起源于河南郑州以南的新郑，上古称“有熊国”。有传说为黄帝故里，不过国内学术界认为黄帝故里有很多处，如除河南新郑以外，还有陕西黄陵、山东寿丘、甘肃天水、湖南长沙等众多观点。只要属于有争议的事情，本系列文章都暂时不去参与这些争论，只列出所有不同观点，它们的差异对本系列文章的核心观点也没有任何影响。楚国被认为源头是新郑的“有熊国”，其首领是鬻熊，芈姓，又称鬻熊子、鬻子，祝融火正陆终的后裔，周文王的臣子，楚国的先祖，楚国开国君主熊绎之曾祖父。商朝末年，鬻熊投奔周文王，并成为周文王的火师（祭祀时持火之人和商周时期官职）。周成王时，感念鬻熊的功劳，封鬻熊的曾孙熊绎为子爵，楚国始建国。封地在现今丹江口水库一带。

商朝在建立后不断迁移都城，其中早期有一个阶段是建都在现郑州市内的商朝遗址。新郑距离这个遗址仅仅50公里左右。距离商朝晚期的都城安阳也仅为230公里左右。所以，作为楚文化起源地的“有熊国”，曾经是处在商文化的核心地带。即使其文化有所不同，受商文化影响极深也是很自然的。

四、秦国的建立——商文化的第二次复兴

秦始皇统一六国，是商文化的第二次伟大的复兴。其原因如下：

1.秦国的建立是商丘论坛成果的诸子百家思想交汇、碰撞之后的大融合

秦国建立的过程，是商文化在百家争鸣的第一次复兴后各种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的交汇、碰撞、实验后的又一次大融合。秦国自身发展过程中前期有一百多年重用墨家，后来重用法家，这在其强大的过程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秦国建立后用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这是一个非常伟大、对中国历史影响极为深远的创造。县制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楚武王，郡制起源于秦穆公，经过法家历代的改革，最终成型于秦汉时期。

2.秦国的建立是实现商纣王未竟的统一事业

商朝采用的是商朝控制的中央集权（由内服官员管理）与分封制（由外服官员管理）的结合。被商朝分封的诸侯，其关系远远比周朝的诸侯国要弱，只是比秦之后的藩属国稍强。本质上，商王朝的分封制是暂时的，内在动力还是要用中央集权不断扩大自己的疆土。史书上把商纣王描述为昏君和暴君。但后来的王朝一般总是会贬低前朝的最后一任君王，很多污名事实上是后世、尤其是周朝加上去的。因此，在过去3000多年的历史上，从孔子到现代的学者，时常有为商纣王正名的看法和观点。

本质上说，商纣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最重要的是，他努力统一中国，连年征战，不断扩大中央集权所属的疆域。周武王就是乘商纣王主力部队东征蛮夷，都城防务空虚时进行偷袭成功的。周武王为什么要偷袭商纣王？其实如果看清政治的本质，道理也就简单至极了。如果周武王等诸侯国干等着商朝一步步统一天下，最终周武王统治的诸侯国周国，以及其他诸侯国也都会失去诸侯国的地位，被商朝一统天下。并且商纣王越到后来统一其他部落时，越是不再遵守二王三恪制度，对其部落首领斩尽杀绝，这就使当时商朝的诸侯国越来越恐惧。因此，周武王与其他诸侯国是看清楚了商纣王的意图，先发制人，在商纣王统一天下之前，先把商朝推翻。而推翻商朝后，周武王自己也没能力继承商朝以中央集权统一天下的终极目标，反而是高度强化分封制和二王三恪制度。

周王朝的这一变化也并非完全算退步，因为采用强化分封制的方式，使得周王朝可以管理的范围很简单地就比商朝扩大很多了。分封后的周朝诸侯国，各自持续地分别向外扩张。这等于由商朝末期一家扩张搞成了周朝发动大家一起努力各自为战地向外扩张。这也造成后来秦朝建立时，一旦统一了六国，其统辖范围就远远超过商朝末期。

商朝末期与诸侯国关系地图

一旦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明白秦国为什么一定要立志统一六国，因为这事实上就是商纣王未竟的事业。同时也就理解了秦朝的建立为什么是商朝的第二次伟大的复兴原因所在。

周朝严格采用分封制，通过严格的周朝礼乐来约束各个诸侯国。初期各诸侯主要是向非周朝诸侯国之外的被称为“蛮夷之地”的区域扩张。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各个诸侯国相互之间就打得越来越激烈，分分合合。最后相互兼并成战国七雄。而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周朝核心的周国除了将都城从西安（西周）迁到洛阳（东周）以外，我们很少看到它有什么作为，因为它自己虽然占据特殊的优势地位，但又必须得一直作分封遵守礼乐的表率，这反而限制了它自己的扩张。

很幸运的是，作为商朝文化继承者的秦和楚，在春秋时代的扩张中相对最为成功。原因何在？军事战略家常引用本来就是根据兵棋演化而来的围棋语言认为“金角银边草肚皮”，以此说明秦所占之地具有初期的战略优势。但这个并不能简单和绝对地去理解。齐国、吴国、越国等都相对占的是“边、角”，为什么他们就没最成功地扩张？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因为他们占的边是大海，在当时的地理上根本就没有扩张的空间了。而秦和楚所占之地不仅是边角，而且当时在边角之外有大量的可扩张之地。秦之外有犬戎和义渠，秦就是先吞并了他们获得极大扩张之后，再出函谷关向中原腹地进行扩张的。

楚国最初的封地就是现今丹江口水库附近很小的地盘。但这里以及襄阳处在汉江平原的喇叭口，楚国后来可以向南（通过与荆蛮部落直接合并，一度还曾经不受周王室承认），然后再向东扩张。所以，楚国成为最初受分封时只是子爵的很低地位（周朝的诸侯国有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男爵只有一个），地盘也极小，但后来扩张到一度地盘最大的诸侯国。向东一直扩张到东海边。

容易向外扩张的诸侯都在边缘

今河南南部的方城、叶县、鲁山等地发现大量楚长城遗迹

不要以为中华民族修建的长城只存在于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分界线的400毫米等降雨线附近。楚国修建的长城主要是在中国农耕文化腹地的中原地区。

周王朝自己的周国，以及赵国等就不一样了，他们周围全是正式受周王室分封的封地，他们要扩张，只能与周边实力较强的受周王室正式分封的诸侯国打仗，或者向很难进行农耕的北方扩张，这就很麻烦了。

3.秦国在统一之前就是靠商业文化的大复兴而成为最强的诸侯国

商朝的商业繁盛是强盛的重要原因之一。秦国之所以能够最终统一中国，并不仅仅是单一的原因。以往历史学界过度将其归因于商鞅变法及其制定的军功制。但是，如果没有长期经济科技的强盛，秦国不可能支持得起长期战争的经济开支。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中记载：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这段记载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乌氏倮经营畜牧业，等到牲畜繁殖众多之时，便全部卖掉，再购求各种奇异之物和丝织品，暗中献给戎王。戎王以十倍于所献物品的东西偿还给他，送他牲畜，牲畜多到以山谷为单位来计算牛马的数量。秦始皇诏令乌氏倮位与封君同列，按规定时间同诸大臣进宫朝拜。而巴郡寡妇清的先祖自得到朱砂矿，竟独揽其利达好几代人，家产也多得不计其数。清是个寡妇，能守住先人的家业，用钱财来保护自己，不被别人侵犯。秦始皇认为她是个贞妇而以客礼对待她，还为她修筑了女怀清台。乌氏倮不过是个边鄙之人、畜牧主，巴郡寡妇清是个穷乡僻壤的寡妇，在礼数上都能得到皇帝尊重，名扬天下，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富有吗？

这个记述说明了多方面的问题，尤其是表明秦国非常尊重商业和商人，并且通过商活动极大地增强秦国的经济实力。这一点继承了商朝的传统。

《货殖列传》还记述到：

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也就是说：直到秦文公、德公、穆公定都雍邑（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县城），这里地处陇、蜀货物交流的要道，商人很多。秦献公迁居栎邑（今陕西西安阎良区武屯乡附近），栎邑北御戎狄，东通三晋，也有许多大商人。关中这个地方地盘占全天下三分之一，人口只占十分之三，但其财富却可占十分之六。

由此可见，秦国最终能够统一天下，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其重要支撑。

五、汉朝——商文化第二次复兴的完善

汉高祖刘邦曾为沛县（现在属于徐州，当年属于商丘为中心的宋国）亭长。如果仅仅是他从芒砀山（现在位于商丘市永城芒山镇芒砀山景区）斩白蛇起义来看，要发挥太多推论是不大合适的。但是，汉朝的创立有一个迷团，就是这个当年如此之小的小县城，怎么会出现这么多极其杰出的人才？整个汉朝集团的主要统治者或杰出的谋臣，如萧何、曹参、卢绾、樊哙、周勃、周昌、夏侯婴、灌婴等都来自沛县。这些人都才华出众，而且除萧何在追随刘邦起兵之前算是一县政府的小官史——沛县的主吏掾，曹参是狱掾——也就是监狱里作记录的文书以外，其他人都是织席贩履、杀鸡屠狗的平民，但其成才率实在是太高了。情愿归附刘邦集团的也有大量当时的顶尖英才，如张良，郦食其、付宽、张苍，韩信、陈平、彭越、英布、张耳等。当年起兵反秦的非常多，除刘邦和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现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大泽乡镇）起义，主要的还有六国复国势力：

楚国：楚国的项梁项羽叔侄（泗水郡下相县人，现今江苏省宿迁市）。后项梁战死，西楚霸王项羽走上历史舞台。

魏国：由原陈胜派出的部将周市所立的魏王魏咎，后秦将章邯消灭陈胜之后，带兵攻击魏咎，包围魏国都城临济。公元前208年，为了拯救魏地百姓身家性命的安全，魏咎自焚而死。

韩国：张良扶立韩王成为王，在项梁的帮助下在原韩国旧地活动。后项羽欲控制韩地，以韩王成无军功且张良助汉为借口，不遣成之国，带至彭城，废为侯，又杀之。

齐国：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齐国王族后裔的田儋趁机杀死狄县县令，举兵起义，自立为齐王，后被秦将章邯所杀。

赵国：陈胜的部将武臣在张耳和陈余的辅佐下自立为赵王，赵国复国。之后，他拒不执行陈胜命令，终于被部将李良攻杀于邯郸。

燕国：武臣称赵王后，派部将韩广攻取燕地，后被燕国贵族的拥立为燕王，后被项羽封为辽东王。

另外还有：

7.鄱阳县（今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的吴芮集团。吴芮，吴王夫差的七世孙，陈胜吴广起义前为县令。吴芮集团是响应陈胜吴广起义的第一支武装，曾协助项羽和刘邦攻取秦地。汉五年二月乙未日（前202年3月1日），刘邦正式册立吴芮为长沙王。

8.共敖集团，出身楚国贵族，一直是楚怀王熊心的核心人物。

为什么刘邦集团最终成功统一天下？本来在刘邦集团攻下咸阳，秦正式灭亡时，楚霸王项羽势力最大。而最初楚怀王熊心是有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凭借最强大势力，违背最初的约定，把熊心尊为义帝，主导分封了诸侯，自己封为西楚霸王。这个是回到周朝时代，与统一的历史大势相违背了。

公元前207年，刘邦领兵抢先由中原进入秦川到达秦王朝国都咸阳，秦王子婴出城献国玺投降，秦朝已经正式灭亡。到这里，战争就应当停息了。因此，刘邦约法三章，秋毫无犯。入城后，将秦朝的宫廷重地及财宝物资府库予以保护或封存，秦王室受到高度尊重，并将十万大军撤驻城外霸上。刘邦集团并不是一直都如此仁善，在前期战争中攻下城池后进行烧杀抢劫甚至屠城是当时普遍情况。刘邦“和平解放”咸阳后，开始严格地约法三章，这显然是有雄心大志、欲争霸天下而争取民心的极高明作为。但反观项羽就没有这样的政治智慧，他并不是靠战功进入咸阳，在秦已经灭亡，反秦的战争本来已经结束，战争应该停止的历史时期，却在进入咸阳后大肆抢劫杀戮，火烧阿房宫，甚至杀死已经投降了的前朝秦王子婴。这是违反中国历史政治二王三恪制度的行为。这种行为并不是表明项羽残暴，而是表明他根本就不懂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的最基本规矩，而出身沛县亭长的刘邦集团却对这一切极为精通。因为刘邦他们本来就是从执行这个制度的汇聚之地出来的人。

两个集团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刘邦和项羽个人身上，而且体现在他们各自团队群臣的数量和水平上。

刘邦能够在起事之初的沛县团结到如此之多的杰出人才，与其地处商丘不无关系。当年周朝分封微子启在商丘建立宋国时，无疑会携带当年宋朝的图书馆、有文化的大臣等，相当于把商朝的学校、人才和书籍都搬回到商丘了。这里也是前朝各个朝代受封王室高度聚集之地。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商丘这里作为商文化核心传承者，其教育和人才本身就是整个中华大地的最高度集中之地。不仅汉朝初年是如此，还有太多人才出自这一带，如曹操等也是如此。曹操是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亳州市距离商丘市中心仅80公里。亳州市名字中的“亳”，就是来自于商朝最初建都于商丘时的名字“亳都”，商朝建立时，现在的亳州市就属于亳都，也就是属于商丘。所以，一定程度上说曹操也是商丘人。曹魏集团同样也是三国时期人才最为丰富、水平最高的集团。当年中国的最杰出人才几乎都聚集在商丘及其周围。

虽然秦朝建立后不再完全遵从二王三恪制度，但汉朝建立之后，不仅未将秦制全都推翻，而且是秦制的继承和完善者。这也形成了后来中国两千年朝代更替的基本政治规矩，后一个朝代不仅不会全面否定前朝，并且都认为前朝是真命天子，只是最后一任皇帝昏庸无能导致受到天谴，自己只是继承了前朝的大统。无论是中原自身的王朝更替，还是北方民族入侵成功的王朝更替，全都遵从这个基本的规矩。这也是中华文化继承性非常强的关键原因所在。

汉朝真正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文化传统，但也未绝对禁绝其他文化流派。

当然，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总会有人给出各种不同的解释。例如，对于为什么是刘邦集团获得最终的成功，有人认为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刘邦集团代表的是底层民众，而项羽集团代表的是旧贵族势力。但问题是，陈胜吴广也代表底层民众，他们为什么没有成功？大多以底层民众为代表的农民起义，成功的反而很少。问题在于，无论你代表谁的利益，必须要有充足数量的杰出人才为基础，才能最终获得成功。这也是为什么越是代表底层民众利益的农民起义，却越可能因为缺少杰出人才支撑而最终失败。

我们也可以认为，刘邦追求的是自商代一直延续下来的国家统一的思想，而项羽代表的是分家过日子的周朝时代的分裂思想，与历史大趋势相违背。尤其项羽和其整个人才团队都不懂二王三恪的政治制度传统，会极端加重其他各个地方诸侯势力的警惕和反感，这也是楚汉相争过程中，彭越等诸侯势力支持刘邦集团而不断骚扰项羽集团的原因所在。虽然刘邦后来“狡兔死，走狗烹”地剪除了很多功臣，但这些只是对其皇位有显然政治威胁的人，很多立功的远离政治中心的诸侯势力却并未遭殃。尤其如被封为长沙王的吴芮，最后是其后人长沙靖王吴著没有儿子再未被继续封王，算是善终。后由刘氏后人受封长沙王。项羽却是狡兔还没死，就把走狗和宠物猫全都给烹了。

六、李唐王朝——商文化第二次复兴的顶峰

1.隋唐在起源上与商丘并无直接关系

汉朝之后，经历了持续约370年的大分裂时期（公元220年东汉灭亡至公元589年隋朝灭亡南朝）。先是三国时代的混战，然后司马家族篡权建立西晋、东晋，再然后是更加混乱的十六国、南北朝。这一时期似乎是复盘回到了战国时代，中华民族遭遇了又一次非常痛苦的军阀混战时期，直到隋朝建立。

隋朝（581年—618年），仅存在38年。隋朝创立者杨坚（隋文帝），袭封隋国公，故其建立的朝代称隋。隋朝开皇二年（582年）开始建设都城大兴城，唐朝建国后也建都在这里，并改称其为长安，就是现今陕西西安。隋朝第二任皇帝隋炀帝杨广在位时，以洛阳为东京并迁都。公元589年，隋军南下灭陈朝，统一中国，结束自东汉以来中国长达300多年的分裂局面。隋文帝励精图治，开创了开皇之治的繁荣局面。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先后降服契丹、吐谷浑，分裂突厥，把国界推到青海湖、新疆等地，重新开通丝绸之路。修建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南方又降服了安南，占婆，此时隋朝疆域比唐朝还要广阔。

不仅如此，杨广面对因长期分裂导致的南北文化已经出现的严重裂痕，在其即位之前，还是在杨州作晋王时，就广泛地结交南方儒生和佛教界领袖，如原来陈朝有名的大儒生潘徽，佛教界领袖智顗大师（中国佛教天台宗四祖，也是该宗实际的创始者，民间也称智者大师、天台大师，被后世尊称为东土释迦）等，获得了他们及其追随者的高度认同。这对重新统一中国的民族思想文化起到非常大的作用。隋朝的创建者本身就有北方鲜卑和胡人的血缘，这对中原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大融合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过去曾一度认为杨广是昏庸无道，四处征战，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但后来各方对他的评价是越来越高。隋朝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和富足是前所未有的，粮仓里的粮食多到唐朝时期还吃不完。经过多年蓄积，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和诸转运仓所储谷物，多者至千万石，少者也有几百万石，各地义仓无不充盈。两京、太原国库存储的绢帛各有数千万匹。

隋炀帝杨广在位时拥有太过宏大的雄心壮志，利用经济建设上的成就，大搞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建东京（洛阳），修通济渠，筑长城，开永济渠，开通往并州的驰道，集结百万规模的军队准备攻打高丽隋炀帝杨广在极短的时间同时开工太多的巨型工程，征调的民工比例高到可以用“骇人”来形容的程度。几乎是每两户就会被征调一名男丁。这种太大型的工程因当时技术和后勤条件的限制，死亡率高得惊人。隋炀帝杨广也特别喜欢四处巡游考察，并且往往是整个宫廷和官员及家眷大量陪同，这也需要征调大量民工作后勤支援。杨广太过迫切地想要快速改造整个中国，虽然隋朝的财力极为富裕足以支撑，但人力的过度征调大大超出了当时社会所能承担的极限。导致隋朝末年起义不断，最后灭亡，甚为可惜。

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

之后的李唐王朝继承了隋朝的丰厚遗产，将民族和文化大融合大统一推向了极致。

隋朝末年，群雄并起。大业十三年(617)，隋晋阳（现今太原）留守李渊起兵，攻占长安（现今西安）。次年，建立唐朝，改元武德。唐高祖李渊削平群雄，基本统一全国；政治上沿袭隋朝，建立起各种制度，颁布了新的律令。武德九年(626)，玄武门之变后唐高祖被迫退位，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开创贞观之治。唐高宗李治继承贞观遗风，开创“永徽之治”。公元690年，武则天改国号为周，公元705年神龙政变（又称“神龙革命”）后，恢复唐朝的国号。唐玄宗李隆基时期出现开元盛世，使唐朝达到全盛。

谈到这里，可能读者开始迷惑了。以上这些历史与商丘有什么关系？回答是的确没有直接关系。只是从商代开始的统一中华的努力，商纣王未竟的事业，到此时经历一再地历史反复，总算进入到一个鼎盛时期。

也有人从现代分子生物学角度进行了相应的研究，认为李唐皇室的父系基因单倍群是C-MF435722。从祖源树的分化上来看，李唐的祖先应该是汉人，而且是正统华夏族后裔。

也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李唐王室认老子作祖先，这是为给自己找到继承大统的祖先基因身份证明。能证明自己是道家创始人老子李耳的后人，那就是给自己贴上了一个很牛的正宗法统的标签了。而老子又是殷商后裔。这些历史学家有这种想法也不是没道理，因为前面就有案例在那里摆着，上一个朝代隋朝的杨氏家族，就试图给自己贴上名门弘农杨氏一族的标签。《隋书》里面就说杨坚祖先是“汉太尉震八代孙铉”，杨铉之后是杨元寿、杨惠嘏、杨烈、杨祯、杨忠（杨坚之父），所以说杨坚是杨震的第十四代孙。然而《周书》在记载杨忠的先祖时，是从杨元寿说起的，中间却少了杨惠嘏。历史学家陈寅恪考证的结果是：隋文帝杨坚的母亲叫吕苦桃，是山东普通人家出身。杨坚在称帝前后，曾经多方苦寻舅舅家的人，多年后还真给找到了。这位舅舅家的人名叫吕永吉，号称是吕苦桃的侄子，也即杨坚的表兄弟。吕永吉只是一个普通农民，被杨坚确认是娘家人后，将吕永吉的祖父，也即他自己的外祖父吕双周追赠为大隋朝的上柱国、太尉、齐郡公，外祖母姚氏为齐郡公夫人，并下诏改葬、立庙，爵位由吕永吉继承。但吕永吉一下子乌鸡变凤凰后，并不懂得珍惜自己从天上掉来的身份，不仅是他自己，还有他的叔父吕道贵尽给杨坚添乱和让他丢面子。为了皇家颜面，杨坚禁止舅舅家的人抛头露面，也不让大臣们去探望。后来，他索性将吕道贵封为济南太守，让其回家，省得在京城里丢人现眼。但是，吕道贵一路上打着皇舅的旗号，四处作威作福、吃喝玩乐，弄得地方上怨声载道，却又无可奈何。所以，隋朝皇帝把自己的祖先往名门望族上靠编的故事太过明显是假的，这就很容易让历史学家认为随后的李唐王室把自己的祖先往老子身上靠也是编瞎话。只是李唐王室说的这个故事还不是太好说有什么铁证很容易表明他是假的。

从以上可见，无论隋朝的皇帝杨家还是李唐王室，祖上到底可以靠上哪个名门望族一方面需要很慎重。另一方面，就算李唐王室真是老子李耳的后人，因为年代已经太过久远，一个是公元前500多年的人，另一个是公元后600多年，前后都已经差了一千多年了。而李耳作为殷商的后人，是在周朝任守藏室官员，相当于国家图书馆的馆长。所以，无论如何，从隋朝到唐朝与商丘看起来都不会有起源上的任何直接关系。

但是，商丘与唐朝的关系，却以另一种惨烈至极的方式被牢固地建立起来,这就是唐玄宗末年发生的安史之乱，也称天宝之乱中的睢阳之战。

2.睢阳之战的意义

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正月，安史之乱的叛军为了打通南下江淮的通道，安禄山次子安庆绪（当年他伙同严庄等人谋杀了安禄山，严庄、高尚把他立为安燕朝廷的君主），派其手下名将尹子奇为河南节度使，以归、檀及同罗、奚兵13万进攻河南。由于大唐王朝承平日久，而安禄山早有反意，声势浩大，于是一些州县的太守、县令早被燕军的气势吓得手足无措。况且当时京城长安、西都洛阳都已经陷落，各地军心士气低落，大量州县面对叛军可以说是望风而降。但在风雨飘摇之中，唯有睢阳像一座黑夜里的灯塔屹立不倒。时任睢阳太守许远求助于雍丘（今河南开封杞县）防御使张巡。张巡自宁陵（今商丘宁陵县）率兵3000进入睢阳，合兵6800人。最高峰时，睢阳也没超过7000兵马。因准备非常仓促，粮草物资一开始就非常短缺。但在张巡等人一系列稳定军心的措施下，开始了艰苦卓绝、惨烈之极的睢阳保卫战。张巡、许远坚守睢阳，历时10个月，前后大小400余战，无一败绩。最终以全城军民接近全城覆灭为代价，共计歼敌12万多人。此战不仅使叛军不能南下江淮，保全了江淮和大运河，使南方的粮草和当时已经是唯一的财源军响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往唐军驻守的各地，支撑反攻的力量，而且牵制了叛军几十万人无法脱身。这为唐军大反功剿灭叛军起到至关重要的战略作用。尤其在精神上极大鼓励和支持了已经接近崩溃的唐军和唐王朝。睢阳最终在唐肃宗至德二年11月寡不敌众、外无援军内无粮草情况下陷落时，唐军已经攻下了东都洛阳。在此期间，只有南霁云突出重围，到真源获李贲送马百匹；在宁陵宿营时，得到城使廉坦的三千军队，乘夜突围入城。叛军发觉，加以阻挡，南霁云边战边进，士兵大多战死，冲进睢阳时只剩一千人。睢阳陷落10天之后，唐军重新夺回了睢阳。此战可以说对保全中华民族避免因此次叛乱再次陷入大分裂的灾难，延续大唐的辉煌居功至伟。

位于商丘古城边的张巡祠

对于任何一段历史，总会有一些不同意见的分析。例如也有人质疑睢阳之战中尹子奇率领的叛军数量是否真的有13万之多，但仅仅是猜测而已，并无确证。另外也有分析当时处于新旧皇帝唐玄宗与唐肃宗权力交接的复杂政治局势时期，睢阳旁边本来是有兵力可以增援的。如当时位于谯城（现安徽亳州）的许叔冀，距离睢阳只有80公里左右距离，是最近的可增援部队。另外还有位于彭城（现江苏徐州）的尚衡，位于临淮（现江苏宿迁市泗洪县）守将贺兰进明，他还是唐肃宗李亨任命的河南节度使。但张巡派出南霁云等多人突出重围四处求援时，这些周边的唐军却都按兵不动。甚至在唐肃宗派出宰相张镐作为关东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把增援睢阳当作头等大事和第一要务去要求这些人出兵时，他们还是按兵不动。张镐只好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亲自从淮南等更远的地方组织援军，随后亲率主力前往睢阳城救援。但等张镐援军到达时，睢阳已经陷落三天了。张镐用七天时间又夺回了睢阳。

有人以张镐率领淮南临时凑起来的战力很弱的军队就这么快夺回睢阳，认为尹子奇的军队战力并不怎么样。但这不仅是缺乏最基本的军事常识，而且是缺乏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常识了——要知道这是尹子奇的军队已经与张巡整整血战了十个月，其军队被大量歼灭，早已经精疲力竭的状态下，被张镐率领的生力军击败。尹子奇的军队即使是天下第一战力，此时也已经陷于被对手“耗竭型零伤亡作战”的打击状态，任何一只数量足够的生力军队都会很容易击败他。

正因周边唐军都如此畏战，更显出张巡等睢阳守城军民所处环境的险恶、艰难和此战役的伟大。这些复杂形势也并不难理解，相比于当时普遍望风而降的其他各处州县，这些尽管不增援睢阳的唐军能不投降叛军也就算不错了。只有对比才会有更准确的认知，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仅仅是主将决心死战，将士和军民不愿跟随的话，可能会劝说、绑架甚至杀死主将而投降。这种情况在安史之乱中也存在。睢阳之战中并不仅仅是主将张巡，包括许远、南霁云、姚訚、雷万春等众将也都普遍是忠肝义胆，即使在被俘后也无一人投降，36位将领与张巡一起杀身成仁，全城军民也是普遍有杀身成仁的决心。尤其南霁云曾杀出重围后本来有生存的机会，但却义无反顾地率领少量援兵重新杀回睢阳城。

原来我并未太注意睢阳具体在哪里，或者一时看到了商丘的名字也未想到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而加以忽视，从而就忘了。直到2024年4月底参观商丘博物馆，我才突然发现原来睢阳就是可称为中华文化之母的商丘城。一时间心灵震颤，忍不住泪如泉涌。因为我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城市保卫战，而是这位中华文化之母，在儿女辉煌时隐居于幕后，而当儿女有大难时，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以如此弱小的身躯居然爆发出如此强悍的战力。女子本弱，为母则刚，这是只有护犊的母性才会爆发出的超然战力和完全忘我的牺牲精神，终于明白这场城市保卫战，强大到远远超出常人认知范围的战争意志深厚精神源泉所在。

《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六》记载：

尹子奇久围睢阳，城中食尽，议弃城东走，张巡、许远谋，以为：“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且我众饥羸，走必不达。古者战国诸侯，尚相救恤，况密迩群帅乎！不如坚守以待之。”茶纸既尽，遂食马；马尽，罗雀掘鼠；雀鼠又尽，巡出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