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苏丹谱系

阿马西亚

1470年10月10日，在距离黑海70英里[1]的内陆城市阿马西亚（Amasya）的皇宫中，居尔巴哈（Gülbahar）可敦[2]在铺着紫色天鹅绒床单和放着绿色刺绣枕头的床上生下了一个孩子。根据当时的记录，这个孩子出生于一个星期三的傍晚时分。与此同时，就在这座皇家居所的墙外，一个头发蓬乱、蓄着大胡子、四处云游的苏非派（Sufi）潜修者正在接受一小群信徒的朝拜，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好奇的旁观者。此人对宫廷政治一无所知，也并非该城总督巴耶济德的心腹顾问，甚至算不上总督的熟人。不过，他却对人们讲述着他看到的宫墙内的幻象。“今天，就在这座承载着繁荣的宫殿里，一个幸运的孩子，一个终将收获幸福的天选之子将会出生，”这位潜修者预言道，“他的统治之光将照亮地平线，世上的居民都将嗅到他带来的繁荣的芳香。他将接替他的父亲成为君主和奥斯曼家族王朝诸领土的保护者。”[3]如此大胆的预言在奥斯曼世界并不鲜见。形形色色的预言者和学者在帝国境内漫游，自称了解别人无法获知的现实与未来。这些以预言为生的人也时常预测下一位苏丹的诞生，且总会有一些直觉来的时机恰到好处，让他们时不时地能够做出一些准确的预测，从而吸引他们的主顾再来惠顾。

不过，阿马西亚这位苏非的预言却很快走向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方向。“他的身体是幸福的印记与好运的居所，”他继续说，“他的身上将出现七颗预兆皇室命运的痣。因这七颗痣，他将击败与他为敌的七个邪恶的统治者，大获全胜，然后凯旋。”

提到七颗痣并非偶然——“七”在伊斯兰世界是一个吉利的数字。天有七重，《古兰经》的第一章有七句经文，朝觐（Hajj）者要围绕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圣地天房[4]转七圈。最重要的是，数字“七”代表着世界的七个区域。当时的人们认为，整个世界分成七个区域，这算是地球拥有七个大洲的早期版本。因此，这个新生儿身上的七颗痣就象征着他将成为已知世界未来的君主。

在居尔巴哈最后一次用力之后——按照惯例，孩子的父亲是不在现场的——她的喜悦替代了疲惫，喜悦的泪水淹没了叫喊的声音。她生了个男孩。这个将被取名为塞利姆的男孩，的确有七颗痣。

出生在阿尔巴尼亚的居尔巴哈，生来本是一名基督徒。从她如何成为巴耶济德皇子的第四位妃子的故事中，我们可以一瞥奥斯曼帝国在15世纪——西班牙、葡萄牙、不列颠和尼德兰这些跨洋帝国兴起前的最后一个世纪——的世界里蒸蒸日上的显赫地位。在15世纪，主要的大帝国往往统治着大片的领土，并控制着近海地区，但它们极少派遣海军穿越大洋。中国、拜占庭帝国、马穆鲁克帝国、威尼斯和西班牙帝国雄踞亚欧大陆，美洲有印加帝国和阿兹特克帝国，非洲则有桑海帝国和穆塔帕帝国[5]。在他们于1453年征服拜占庭帝国的首都之前，奥斯曼人作为崛起于东方的新贵，由陆路进入我们今天所说的中东地区，开始涌入拜占庭帝国、马穆鲁克帝国和威尼斯共和国控制的领土，这些国家都可以算是当时世界上的强国，但其实力比起中国和阿兹特克帝国还有数量级上的差距。阿尔巴尼亚只是夹在大帝国间的一小块土地，是帝国霸主们来回争夺的对象。

威尼斯人的帝国盘踞在亚得里亚海的北岸和东岸。他们发现，自己在阿尔巴尼亚的领地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奥斯曼人的侵袭。在夺取君士坦丁堡的几十年之前，已经在安纳托利亚站住脚的奥斯曼人渡过达达尼尔海峡来到欧洲，开始了扩张的新阶段。奥斯曼人的军队穿过在拜占庭帝国脆弱统治下的巴尔干半岛，深入到沿海的阿尔巴尼亚的崇山深谷之中。如果能拥有这一块沿海地区，奥斯曼人的船只（无论是海军的还是海盗的）就可以控制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其他部分之间的交通和贸易。当威尼斯人与拜占庭人还在争夺希腊半岛和地中海东部的控制权时，这一地区就是战争舞台上的咽喉要冲。像他们常做的那样，奥斯曼人与当地显贵达成了协议，保证尊重他们的自治权并提供军事保障。比起威尼斯人的统治，许多当地显贵更愿意接受奥斯曼人的统治，于是同意以实物和货币方式向奥斯曼人缴纳一部分税赋。

在得到这些欧洲土地之后，奥斯曼人不仅日渐逼近夺取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这一最终目标，同时也获得了进一步向信奉天主教的威尼斯人发动进攻的能力。诚然，奥斯曼人与威尼斯人之间的许多战斗都发生在海上，但阿尔巴尼亚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陆上战场。

随着奥斯曼人在欧洲夺取了越来越多的土地，他们开始把被征服领土上的人民编入帝国体制之中，并发展出了一种名为“德夫希尔梅”[6]的制度。他们掳走十几岁的男孩，把他们带回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区域。这些男孩被切断了与家人的一切联系，并且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得到物质层面上的种种优待，学习军事技艺，最终变成了奥斯曼帝国军队中忠诚且享有特权的中坚力量。通过这种方式，奥斯曼帝国创造出了一个忠诚的军事精英团体。一些年岁稍长的巴尔干基督徒男性也会想方设法加入帝国的军事体系，以获得提高自己社会阶层的机会。

据我们所知，居尔巴哈的父亲就是一个为了加入奥斯曼帝国军队而皈依伊斯兰教的人。他把自己的女儿送给苏丹作为姬妾，借此进一步获得了一些潜在的社会优势。女儿倘若能为苏丹生一个儿子，就会给他带来难以估量的好处。居尔巴哈的父亲甚至可以憧憬一下这样的前景：成为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外公。对于一个在刚成年时只是个卑微的阿尔巴尼亚正规军士兵的人来说，这可谓是令人惊异的命运转折。居尔巴哈本人也能获得十分可观的回报。她不仅可以在宫殿里享受比在祖居的村庄里（在那里，她的主人就不会是一位皇子，而只是一位普通的丈夫了）舒适得多的生活，还有机会成为一位苏丹的母亲，从而成为全帝国最重要的女人，甚至也是全世界最具权势的女人之一。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苏丹和皇子们的儿子并非由他们的正妻所生，而是由他们的姬妾所生。所有奥斯曼帝国苏丹的母亲都是像居尔巴哈这样来自外国、通常是基督徒的奴隶。

初入皇子后宫的居尔巴哈或许害羞而且惶恐，但她会在其他姬妾的帮助下逐渐适应这里的新生活。不过，另一些姬妾会急于宣示自己在后宫里的地位，因而乐于让这位年轻的女性在她的新生活里吃尽苦头。从她后来的经历中，我们可以推测，居尔巴哈很快就适应了她的新生活，并善加利用了她所得到的机会。

奥斯曼帝国皇室的生活充满了疏离感。在他们发生肉体关系之前，17岁的居尔巴哈几乎从未在后宫的庭院里见过巴耶济德，但这位姬妾风骚美艳的名声已经足以引起巴耶济德的兴趣了。这对主奴的交媾过程粗鲁而且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并没有什么情爱的成分。苏丹和皇子们只注重生出尽可能多的男性继承人，以确保王朝与帝国的延续。毕竟，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分娩、战争还是疾病，都非常容易造成死亡。鉴于巴耶济德已经有了三个儿子，居尔巴哈一定十分担忧，即便她生下一个儿子，他也未必会得到父亲的宠爱。奥斯曼苏丹的幼子的命运大抵如此——人们会庆贺他的诞生，随后，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也只能在享受锦衣玉食的同时被人冷落。

[7]这些同父异母的兄弟们生来就彼此对立，要用尽手段去争夺宝座，而他们的母亲就是他们最重要的支持者。无论是从私人关系还是从政治角度来看，母子关系都是皇室里最为重要的关系。父亲总是与儿子保持疏远，而制度决定了儿子更可能将父亲和同父异母的兄弟视作敌人，而不是亲人，正如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人物一样。

在奥斯曼帝国，继承权的归属从来都不是显而易见的。尽管长子通常可以继承苏丹之位，但理论上奥斯曼的任何男性后裔都可以坐上宝座。因此，苏丹的继承权问题往往会导致流血事件。苏丹本人或许会更青睐某个儿子，但他的青睐并不能保证任何事情。对巴耶济德和他同父异母的兄弟们来说是如此，对巴耶济德的儿子们来说也是如此。因此，巴耶济德传给他十个儿子的不仅有杏仁形的眼睛，还有手足相残的宿命。他们的母亲也会发挥推波助澜的作用。最终取胜的那对母子将得到皇宫，而那些在竞争中落败的儿子将被杀掉。他们的母亲不仅会失去自己的孩子，也会失去自己作为皇子的母亲所拥有的一切名望与财富，更不要提在成为苏丹的母亲之后所能得到的一切了。对这些女人来说，她们最好的命运也就是被放逐到奥斯曼帝国的前首都布尔萨的宫殿里，在这座专供死于非命的皇子的母亲居住的皇家养老院里被人遗忘，了却残生。显然，没有哪位皇子和他的母亲会渴望这样的命运。

奥斯曼帝国的后宫如同一座完美的试验场，孕育着适应这个时代无情且惨烈的政治斗争的未来苏丹。奥斯曼帝国的领袖必须狡诈无情，同时又是出色的战略家，如此才能胜过他的对手，无论他们是威尼斯人、萨法维波斯人还是匈牙利人，抑或他自己的兄弟和儿子。奥斯曼人相信，那个在后宫里胜过其同父异母兄弟的皇子，一定也最适合统治奥斯曼帝国，维持其在世界地缘政治版图中最强者的地位。

一位姬妾一旦生了儿子，她与苏丹之间的性关系就停止了。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等式：一个女人，一个儿子。在阿马西亚的后宫里，每一对母子都有自己的居所，但他们每天也可以在后宫的走廊与大厅中遇到其他人。像居尔巴哈这样的女人可能会成为未来苏丹的母亲，这一地位给她带来了责任与利益、机会与风险。皇室母亲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让儿子存活下来，其次是保证他能接受符合皇子身份的教育。在阿马西亚的早年岁月中，早熟的塞利姆学习了奥斯曼土耳其语（帝国政府使用的语言）、阿拉伯语（《古兰经》的语言，也是学习宗教知识的钥匙）和波斯语（文学与诗歌的语言）。作为皇子，他还要学习射箭、医学、皇家敕令写作和狩猎。与此同时，居尔巴哈和她的随从们还要教他如何祈祷、穿衣，并教他符合未来苏丹身份的行为举止。因此，这座装饰陈设之奢华远超普通人想象，时常成为幻想与传说的对象的后宫，其功能实际上更像是一座学校，而非宫廷。

塞利姆出生的时候，巴耶济德已经在阿马西亚做了16年总督。[8]在奥斯曼帝国，每一位皇子都会在年少时被派到地方上做总督，以便在这个要职上证明自己的能力。作为君士坦丁堡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的长子，巴耶济德的面前是难以企及的标准。在征服君士坦丁堡一年之后，巴耶济德和他的母亲就被派到了阿马西亚。鉴于他只有7岁，与他同行的还有一群顾问和随从。他在那里一直待了27年，直到他在1481年继位成为苏丹，才带着他的一大家子，包括11岁的塞利姆，来到了伊斯坦布尔。

阿马西亚位于安纳托利亚北部，是一座静谧的农业城镇。当地气候温和，以出产苹果著称。阿马西亚城坐落在绿河[9]冲刷出的一条狭窄的山谷中，四周几乎完全被崎岖的山岭环绕。陡峭的山崖保护着这座城镇，也确保了阿马西亚的形状历经多个世纪也没有太多变化，因为建筑物只能沿着狭窄的河岸修建。如同安纳托利亚的诸多城镇一样，当巴耶济德到来的时候，阿马西亚已经拥有近7000年之久的人类定居史。[10]

阿马西亚既不是商业中心，也并非战略要地。几个世纪以来，阿马西亚的与众不同之处既在于它是一个知识文化中心——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就出生在这里，也在于一代又一代的未来苏丹都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除了那些被派到此处担任总督的皇子之外，其他皇子也会来到阿马西亚，学习那些作为苏丹应当掌握的知识。始终把注视的目光投向广阔世界的阿马西亚，在奥斯曼帝国发挥着近乎西点军校的作用。在这里，未来的苏丹们不仅要学习治国之道、军事、骑术、经济学、历史和行政管理，还要学会如何平衡相互竞争的官僚与家族成员的利益和情绪。像安纳托利亚的其他城镇一样，阿马西亚也有亚美尼亚人、希腊人、波斯尼亚人、犹太人、土耳其人等多个民族定居于此，就像是人口成分多样的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缩影。因此，对于可能成为苏丹的皇子们来说，阿马西亚是一个练习统治术的理想之地。

宝座上的巴耶济德

在这个具有高度世界性色彩的帝国里，后宫制度确保了皇室血脉中可以混入非土耳其裔、非穆斯林、非精英的元素。由于自己的母亲来自一片遥远的土地，拥有迥异的文化，曾经信奉其他的宗教，塞利姆对奥斯曼帝国在人种与宗教上的多元融合有着深刻的体会。与此同时，在远离首都的阿马西亚成长的经历让他对15世纪的世界产生了更加全面的认知。虽然他通往苏丹宝座的前路还并不明朗，但十几岁的塞利姆就已经明白了居尔巴哈的良苦用心——她希望他做好准备，去探索后宫墙外的世界。

从少年时期开始，奥斯曼帝国的皇子们就要小心翼翼地涉足近代世界微妙而凶险的外交事务了。奥斯曼家族向外国领导人展示新的男性成员的重要场合之一是皇家割礼庆典。这种奢华的庆典与犹太教的成人礼（barmitzvah）有些许相似，也是为了庆祝男孩长大成人。考虑到奥斯曼皇室的庞大规模（和整体上强大的生育能力），这种庆典几乎每年都要举办一次。这种庆典还有外交功能，可以作为邀请外国使节、国家元首和其他显贵前往伊斯坦布尔皇宫［在这座新近征服的城市中建起的这座建筑，未来将被命名为托普卡珀宫（TopkapıPalace）[11]］的理由。礼物馈赠、恭贺致辞和珍馐佳肴享用不尽的宴席创造了绝佳的社交环境，可以让奥斯曼帝国的官员们与他国政要增进交情，并且顺便达成一些交易。1479年夏天，将近9岁的塞利姆迎来了自己的割礼庆典。他和父亲来到400英里之外的伊斯坦布尔，以便让外国来宾和居住在这座城市里的列位使节可以更方便地参加此次庆典。

为了将皇子介绍给宫墙之外的世界，并且证明这一对母子的能力，割礼庆典必须进行得完美无瑕。皇子的母亲要负责整个典礼的安排筹备，但按照当时的习俗，她并不会参加公开庆典。因此，割礼庆典彰显了皇子母亲的双重角色：她既是负责抚育儿子的母亲，也是要帮助儿子谋求继承帝位的经纪人。她不仅要安慰刚刚经受了痛苦的手术、终于步入成人行列的年轻儿子，也要帮助他组织好人生中第一场重大的国际活动。

塞利姆的割礼庆典举行时，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正处于冰点。在奥斯曼帝国于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前，奥斯曼军队与威尼斯军队曾经不止一次滑向全面开战的边缘，但维持东西方贸易给双方带来的经济利益还是让他们勉强化解了分歧。但是，到了1453年之后，随着奥斯曼军队于1459年占领了塞尔维亚，奥斯曼人在巴尔干地区的攻势进一步威胁到了威尼斯的领土，双方之间的战争已经变得不可避免。

1462年，一位出身于阿尔巴尼亚的奥斯曼军队指挥官——他也是奥斯曼帝国定期劫掠巴尔干男孩活动的受害者之一——叛逃到了雅典附近的一座威尼斯要塞。自然，奥斯曼人要求威尼斯人将他送回来。在威尼斯人拒绝之后，战争爆发了。实际上，奥斯曼人只是将这一叛逃事件作为借口，以便入侵雅典，并继续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扩张，再接着深入巴尔干半岛。第二年，奥斯曼人向西征服了波斯尼亚，不久之后又攻入了阿尔巴尼亚。

1479年，这场战争以奥斯曼帝国攻克威尼斯人据守的城市斯库台（Shkodra，在今天阿尔巴尼亚的北部）告终。此战胜利后，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得以沿着亚得里亚海海岸继续向北扩展。1479年1月25日，战争双方签订了《君士坦丁堡和约》，恢复了和平。经过几十年的战争，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东部的霸权终于得到了确认，其势力前沿实际上已经延伸到了威尼斯的大门；而这个意大利城邦在此地区影响力的衰落也成了公认的事实。因此，在这场可耻的失败发生短短几个月之后，威尼斯元老院不愿意派出任何合适的代表去参加塞利姆的割礼庆典，也就不难理解了。实际上，为了向塞利姆——其实是向他的祖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表达自己的冷漠怠慢，威尼斯共和国没有派任何人出席。[12]

巴耶济德奢华的后宫里住满了人，他的27个子女、数位妻子和成群的姬妾都住在这里。在他的10个儿子中，次子艾哈迈德（Ahmed）、三子科尔库特（Korkud）和四子塞利姆逐渐成长为皇位的有力竞争者。他的长子阿卜杜拉（Abdullah）于1483年去世，时年18岁；另外六个儿子则始终只是在安纳托利亚的几个城镇担任名义上的总督而已。像塞利姆一样，分别出生于1466年和1467年的艾哈迈德和科尔库特也是姬妾所出，同样生在阿马西亚。他们三人在后宫里接受了相似的教育——多门语言、哲学、宗教与军事。巴耶济德似乎一开始就选定了艾哈迈德做他的接班人（他到后来自然更欣赏他），这或许是因为艾哈迈德是他还活着的儿子里最年长的那个，也可能是因为巴耶济德认为他最有才干。[13]不论原因是什么，巴耶济德让艾哈迈德参与帝国管理的时间都要远远早于他的弟弟们。还是一个男孩的艾哈迈德就开始参加会议，召集顾问，与重要的军事将领发展私人关系。但是，尽管有着这些优势，或者恰恰是因为拥有了这些优势，艾哈迈德开始变得懒惰了。他的身体日渐发福，头脑日益迟缓。根据17世纪希腊人的一份记载，艾哈迈德“只关心三件事：吃、喝、睡”。[14]他十分享受宫廷生活带给他的快乐，把苏丹宝座视作他生来就应当获得的事物，而不是需要与弟弟们争夺的东西。

科尔库特是这三个同父异母兄弟中最书生气的一个。像所有拥有一个盛气凌人的兄长或姐姐的聪颖孩子一样，科尔库特更喜欢沉思，而不是参加会议或是军事练习。“科尔库特，”那份希腊人的记载提到，“埋首于文字之中，没有表现出对其他事情的兴趣。”他十分喜欢诗歌，还就神学问题写过好几篇论文。长大成人之后的科尔库特也要比他的兄弟们更虔诚，在哲学上相信命运的无常。如果安拉想让他做苏丹，他就会成为苏丹。年轻的科尔库特不去追寻那些在他看来转瞬即逝的东西，基本上也避免参与国政。

生来便精于盘算的塞利姆看到了兄长们的问题。他意识到，只要能够让自己的特质介乎两位兄长之间，自己就有机会脱颖而出。他既要像艾哈迈德那样计谋多端而且深谙政治，又要像科尔库特那样善于深思而且慷慨宽宏。与此同时，塞利姆既不像艾哈迈德那样懒惰懈怠，也不像科尔库特那样沉溺于书本。正如威尼斯总督安德烈·古利提所描述的那样，还是个孩子的塞利姆“就已经比他的兄长们更凶狠狡猾……他极为慷慨，同时又是个好战狂”，这一切正是意欲统治一个世界帝国的人必备的特质。即便在距离他们相互争夺皇位的日子还有许多年的时候，巴耶济德的儿子们就已经彼此产生了深刻的仇恨。当他们还是无法无天的小孩子时，他们会在后宫的庭院里相互追逐嬉闹；待到他们长大成人，他们就要在安纳托利亚带着军队相互追杀了。

不过，在他们当中的某一个人接管整个帝国之前，他们的父亲要首先成为苏丹。倘若巴耶济德未能获取宝座，他们恐怕都难逃一死。

塞利姆对他的祖父征服者穆罕默德十分推崇、爱戴。[15]据有些观察者说，塞利姆对祖父的敬佩之情要远远超过对其父亲的爱戴。塞利姆10岁那年，这位他一直意欲模仿的领袖人物正在伊斯坦布尔——那座他于几十年前夺取的都城——以东不远的地方指挥一场军事行动，却突然感到剧烈的腹痛。对于成年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在战场上的穆罕默德来说，大帐外的马蹄声可以给他一丝安慰，但他还是感受到了深深的恐惧。神职人员和医生都赶来救助，他最亲密的顾问们也围在他的床榻旁。1481年5月3日下午大约4点钟，帝国迄今为止最伟大的苏丹、49岁的穆罕默德停止了呼吸。[16]饱含热泪的大维齐尔合上苏丹已经丧失生气的双眼，随后开始安排人将穆罕默德的遗体送到他为自己修建的永恒居所——伊斯坦布尔的法提赫清真寺[17]。

可疑的阴影笼罩着苏丹之死。所有证据都指向了那件宫廷中的人们普遍担心的事情——下毒。心怀不满的臣僚和将领、外国密探以及穆罕默德的儿子们都有理由除掉苏丹，他们是最有嫌疑的。毒药的源头难以追查，且指使者可以远在千里之外慢慢地毒杀目标，这些都让毒药变成了一种理想的武器；毕竟，凶手可以调制毒药，让目标在几个月后才毒发身亡。不过，毫不夸张地说，奥斯曼帝国君主本身或许是地球上被保护得最好的目标。考虑到精细的食物尝毒制度、医生的监控和饮水管理，给苏丹下毒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宫廷的管理者规定，御厨在把菜品呈给苏丹之前，要先给他们自己的孩子吃。在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交战的这些年里，威尼斯人至少十余次尝试对穆罕默德下手。有些人认为，是威尼斯人贿赂了苏丹的一位波斯裔私人医生，让他谋害了苏丹。另一些人则相信，苏丹的某一个儿子才是幕后黑手。尽管有众说纷纭的种种猜测，但直到今天，穆罕默德的真实死因还是一个谜。

穆罕默德去世的地方距离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和战略家、迦太基的汉尼拔之墓只有几千米之遥。汉尼拔曾经在公元前3世纪与罗马人作战；而到了1800年之后，穆罕默德毁灭了罗马人在东方最后的遗存——拜占庭帝国。穆罕默德完成了汉尼拔未能完成的伟业——继承罗马人的衣钵。在长达数十载的疏于经营与人口流失之后，君士坦丁堡——也就是穆罕默德现今治下的伊斯坦布尔——历经了一次重生。这让欧洲的每一位领袖，从英格兰国王亨利六世（HenryⅥ）到教皇尼古拉五世（NicholasⅤ），都充满了恐惧。他们将此事视作末日浩劫迫在眉睫的征兆。穆罕默德就是敌基督（Antichrist），奥斯曼人则是恶魔的爪牙；奥斯曼苏丹将从第二罗马出发，进击第一罗马。1480年，随着穆罕默德夺取意大利半岛上的港口小城奥特朗托（Otranto），欧洲人担心的灾祸似乎即将成为现实。不过，穆罕默德之死和奥斯曼人随后从奥特朗托撤军让局势又缓和了一些，也使得欧洲人开始相信上帝终究还是站在他们一边的。

几个星期之后，苏丹去世的消息才传遍欧洲，引发了爆炸性的狂喜。焰火穿透夜空，教堂的钟声响彻欧洲的每一座都市。在穆罕默德去世的当天，大地本身也送来了一个预兆——地震袭击了罗得岛（Rhodes）。“第二个路西法、第二个穆罕默德、第二个敌基督”，第二罗马的攻陷者，离去了。[18]“基督教世界幸甚，意大利幸甚，”威尼斯圣马可行政长官（）写道，“（穆罕默德之）死阻止了凶暴而且不屈的野蛮人。”[19]长久以来，欧洲人一直自认为有义务定期向穆斯林发动远征，例如在1453年之后这样的时段。不过，很多时候，这些基督徒心中的责任感并没有化作实际的战争，因为欧洲国家往往无法组织起像样的远征军。现在，穆罕默德之死为欧洲人赢得了虽然短暂但迫切需要的喘息之机。更具现实意义的是，随着末日决战得以避免，许多欧洲贵族认为自己拖欠奥斯曼帝国的数额不菲的债务似乎有了重新商量的余地。

与欧洲人的狂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奥斯曼帝国笼罩在混乱将至与危机日深的情绪之中。苏丹驾崩后不可避免的继承权争夺才刚刚拉开序幕。10岁的塞利姆敏感而精明，他将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徐徐展开，从中深刻理解政治与暴力的含义，以及他所身处的家族。

[1]1英里≈1.61千米。——编者注

[2]在奥斯曼帝国，可敦（Hatun）是对女性的敬称。——译者注

[3],“ACriticalEditionandTranslationoftheIntroductorySectionsandtheFirstThirteenChaptersofthe‘Selīmnāme’ofCelālzādeMustafāÇelebi”(,UniversityofOxford,1975),31a.

[4]天房（Kaaba），也译作“克尔白”，位于伊斯兰教圣城麦加禁寺里的一座方形石殿。——译者注

[5]穆塔帕（Mutapa）帝国，15—18世纪统治今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和赞比亚部分地区的国家。——译者注

[6]德夫希尔梅（devşirme），也被意译为“血税”。——译者注

[7]FranzBabinger,MehmedtheConquerorandHisTime,,(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8),405.

[8]GáborÁgostonandBruceMasters,eds.,EncyclopediaoftheOttomanEmpire(NewYork:FactsonFile,2009),“BayezidII”(GáborÁgoston).

[9]绿河（GreenRiver），也称作耶希勒马克河（Yeşilırmak），土耳其北部的一条河流，注入黑海。——译者注

[10]关于15、16世纪阿马西亚的研究，参见：HasanKaratas,“TheCityasaHistoricalActor:TheUrbanizationandOttomanizationoftheHalvetiyeSufiOrderbytheCityofAmasyaintheFifteenthandSixteenthCenturies”(,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2011)。

[11]在最初的几年里，这座宫殿被简单地称为“新宫”，以区别于穆罕默德二世进入这座城市时最初用作住所的旧建筑。GülruNecipoğlu,Architecture,Ceremonial,andPower:TheTopkapıintheFifteenthandSixteenthCenturies(NewYork:ArchitecturalHistoryFoundation;Cambridge:MITPress,1991),4–13。

[12]JohnFreely,JemSultan:TheAdventuresofaCaptiveTurkishPrinceinRenaissanceEurope(London:HarperPerennial,2005),25.

[13]AndreaGritti,RelazioneaBajezidII,serie3,,èri,1–43(Florence:SocietàEditriceFiorentina,1855),23–24,Çıpa,TheMakingofSelim:Succession,Legitimacy,andMemoryintheEarlyModernOttomanWorld(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2017),62–63.

[14]QuotedinÇıpa,MakingofSelim,285,

[15]FatihAkçe,SultanSelimI:TheConqueroroftheEast(Clifton,NJ:BlueDomePress,2016),8.

[16]关于穆罕默德之死，参见：Babinger,MehmedtheConqueror,403–04。

[17]法提赫清真寺（FatihMosque），意为“征服者清真寺”。穆罕默德二世在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在圣使徒教堂的原址上修建起了法提赫清真寺。——译者注

[18]QuotedinFreely,JemSultan,37–38.

[19]QuotedinBabinger,MehmedtheConqueror,408.

巴耶济德与杰姆交战

穆罕默德的死讯一传到阿马西亚，巴耶济德就立刻动身前往伊斯坦布尔，只带了他最信赖的幕僚和军人。他很确信，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杰姆（Cem，但读作“Jem”）也已经起程。通常来讲，谁先抵达皇宫，谁就能保住皇位。在奥斯曼帝国皇位的争夺过程中，距离权力中心的距离一直是重要的因素之一。由于杰姆的总督任地距离伊斯坦布尔更近，他在这场角逐中占据了一点先机。

塞利姆听说过杰姆，但从来没见过他。还是一个孩子的塞利姆感受到了弥漫在整个宫殿和帝国内的不安与恐慌，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将要面对的是怎样残酷的现实。这场危机预演了巴耶济德死后将会出现的危机，到那时，塞利姆将身处其父当前所处的危险处境，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巴耶济德能够成功夺取皇位。否则，塞利姆也就没有什么未来可言了。

事实证明，居尔巴哈作为塞利姆的导师与顾问，在这一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只有她能够向塞利姆解释复杂而危险的帝国继承权争夺战，并指导他应当如何投身其中。当巴耶济德试图夺取皇位的时候，居尔巴哈和塞利姆将离开阿马西亚这个唯一让塞利姆觉得是家的地方，去追随巴耶济德。对每一对皇室母子来说，与杰姆结成战略同盟本也是选项之一。在奥斯曼皇族家庭中，儿子往往与父亲是敌人，哥哥则与弟弟势同仇雠。不过，对继承权的争夺可以暂时打乱这些利益关系，通常可以使儿子在这一时期无条件地支持自己的父亲，这种现象在他们的父子关系中并不多见。只有在父亲确保了苏丹大位之后，他的儿子们才会变成他在权力争夺中的主要对手。

巴耶济德和杰姆二人几乎截然相反。巴耶济德严肃得近乎令人生厌。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他热衷于学习伊斯兰哲学，并且热情支持帝国的宗教组织，大力兴修清真寺、医院和学校。威尼斯驻伊斯坦布尔大使说他“十分阴郁，迷信而固执”。[1]大使给出这一评语，可能是因为巴耶济德下令撤掉了他父亲请意大利艺术家为宫廷创作的画作。与之相反，杰姆是一个追求生活享受的人。[2]他英俊而且富于人格魅力，热衷于打猎与竞技、诗歌与美酒。他以迷恋女色闻名，有些添油加醋的故事讲述了少女们如何对他投怀送抱。他最喜欢的大酒杯内侧镌刻着七道纹路，象征着世界上的七大区域。他每喝一口酒，就会有一道纹路显露出来，仿佛让他更接近于据有整个世界。酩酊大醉的杰姆可以看到大地展露在自己面前，让他想象自己已经得到了控制世间一切造物的权力。不过，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对皇位的渴求也可以让他暂时忘记美酒与女色。

大约就在巴耶济德于15世纪50年代中期成为阿马西亚总督的前后，杰姆也成了另外一座古老的安纳托利亚城镇——科尼亚（Konya）[3]的总督。使徒保罗曾经在科尼亚传播过福音。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尼亚还将成为举世闻名的织毯中心。今天，这座城市最出名之处在于它是波斯诗人鲁米[4]的家乡和长眠之所。鲁米于1273年辞世之后，他的追随者们创立了梅夫拉维苏非教团（MevleviSufi），践行他博爱与神人合一的教导。该教团利用音乐、晦涩的诗歌、具有催眠色彩的旋转舞甚至美酒来实现神人合一，也因此成了伊斯兰教中最为独特的教团之一。虽然并没有证据表明杰姆曾经参加过苏非教派的组织，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在科尼亚担任总督期间一定曾被宣扬爱与世俗快乐的苏非教派所吸引。

为穆罕默德合上了双眼的大维齐尔卡拉曼尼·穆罕默德帕夏（KaramaniMehmedPasha）支持杰姆继承皇位，因为在他和其他帝国官员看来，杰姆是两个皇子中更容易摆布和控制的那个。他打算尽可能久地隐瞒穆罕默德的死讯，同时偷偷告知杰姆，让他火速赶往伊斯坦布尔，趁巴耶济德还不明就里之际就登基加冕。但是，这位大维齐尔并不是近卫军（Janissaries）——帝国强有力的精英武装——的对手。一直以来，近卫军都支持巴耶济德，因为他们认为巴耶济德更有可能支持他们心仪的军事冒险和帝国扩张路线。由于穆罕默德驾崩于军中，他的死讯对近卫军来说绝非秘密。他们立刻就派人去通知巴耶济德，并全副武装骑马冲入伊斯坦布尔，控制皇宫，等待巴耶济德的到来。大维齐尔和他的盟友们试图阻止近卫军，但军人轻而易举地就挫败了这些行政官员。他们在街上屠戮了多名官员，控制了城市的大片区域。很快，他们就擒获了大维齐尔本人，并将其处死。帝国失去了苏丹，没有明确的继承人，现在又失去了大维齐尔。整个帝国陷入了脆弱而动荡的乱局之中。

作为奥斯曼帝国最强有力的组成部分之一，近卫军是近代世界一支独一无二的武装力量。奥斯曼帝国的职业军队随时可以投入战争，在这一点上远超欧洲的任何军队。在欧洲，各国只能在参加战争的时候临时召集雇佣军和非常备军。这种方式不仅麻烦而且迟缓，召集来的军队也非常不可靠。他们训练水平十分低下，往往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战，而只是为了个人能够在战争中有所收获。因此，难怪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会说，奥斯曼人在地中海地区处于支配地位。[5]马基雅维利看到了奥斯曼军队在对付欧洲军队时的优势，却忽略了十分重要的一点：常备军的战斗力在给一个帝国带来优势的同时，也可能给它带来一些问题。理论上，近卫军应当恭顺地服从苏丹，但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近卫军会在政治斗争中选边站队，就像他们在巴耶济德与杰姆的较量中表现出来的那样；为了榨取钱财、资源和权势，他们会用暴力来威胁国家机构，有时候甚至会威胁广大民众；为了在战争中获得战利品，捞到劫掠的机会，他们几乎总是主动求战。因此，为了让近卫军满意，苏丹不得不与他们谈判，给他们恩赏，并且用新抓来的兵员保证他们的实力。与杰姆浮夸纨绔的生活方式相比，巴耶济德严肃坚忍的性格更能赢得近卫军的支持。

在巴耶济德和杰姆从安纳托利亚赶往伊斯坦布尔的近三个星期的时间里，奥斯曼帝国都处于国中无君的状态。1481年5月21日，巴耶济德率先抵达了伊斯坦布尔城郊。在杀死了大维齐尔之后，近卫军一直严密控制着这座城市。他们实行宵禁，在街上巡逻，搜捕煽动闹事者，将城市中的各个广场控制在自己手中。[6]平时，这座拥有50万人口的城市是十分喧闹的，有着喋喋不休的蔬果贩子、叫卖商品的商人、聚在街角聊天的男子；现在，一切都被怪异的静谧取代了。巴耶济德在预先约定好的一座城门与近卫军的一队人马会合，这些士兵随即簇拥着他火速穿过大街小巷，直奔皇宫。

在安全进入皇宫之后，巴耶济德接受了近卫军指挥官和执掌帝国事务的精英统治阶层的效忠。帝国的宗教领袖大穆夫提（grandmufti）宣布他为一切造物的苏丹、世间所有区域的永恒统治者。巴耶济德在皇宫花园完成了简单的仪式，随即在全副武装的士兵的陪伴下前往他父亲在征服君士坦丁堡后下令修建的艾郁普清真寺（MosqueofEyüp）——这座清真寺环绕着先知穆罕默德的同伴艾郁普的陵墓。[7]在这里，帝国的精英集团将巴耶济德13世纪的先祖、帝国第一位苏丹奥斯曼的宝剑交给了他。[8]这两场简单的仪式象征着帝国、真主与家族（当然，其中不包括杰姆）对巴耶济德承继大统的认可。1481年5月22日，在抵达都城后的第二天，巴耶济德正式成为帝国的第八位苏丹。

与此同时，杰姆还在安纳托利亚艰难跋涉。杰姆刚刚抵达距离奥斯曼帝国第一座都城布尔萨不远、坐落在一座碗形山谷中的城镇伊内格尔（İnegöl），就得到了他的同父异母兄长入主皇宫的消息。他闻讯勃然大怒。

巴耶济德明白，要想稳固自己的统治，就必须除掉杰姆。于是，在刚刚坐上皇位的第一个星期，他就发动了作为苏丹的第一场军事冒险，命令一支军队前往伊内格尔。5月28日，新苏丹的大军抵达了这座山城，遇上了士气高昂、作战狂热的敌军。杰姆的军队将主人的怒火倾泻到敌人身上，击败了巴耶济德派来的军队。凭借此战的胜利，杰姆控制了帝国最早的首都、国际丝绸贸易的中心之一——布尔萨。杰姆占据了布尔萨的宫殿，自称安纳托利亚苏丹，明确宣示了继续作战、拒不屈服的决心。他铸造了上面印有自己肖像的货币，布尔萨的清真寺也在星期五的祈祷词中诵念杰姆的名字。[9]现在，奥斯曼帝国有了两座皇宫、两个首都和两位苏丹。内战即将爆发，帝国的存续正面临威胁。

杰姆很清楚自己的处境有多么危险，于是试图与巴耶济德谈判。他提出将帝国领土一分为二，自己统治安纳托利亚，巴耶济德则统治博斯普鲁斯海峡以西的所有地区。巴耶济德拒绝了他的提议。巴耶济德认为，自己是帝国的合法苏丹，杰姆则是叛国的反贼。对于杰姆的“提议”，巴耶济德回应的方式是派出另一支军队。双方军队再次在布尔萨城外相遇，但这一次，巴耶济德的军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他们不仅将杰姆逐出了布尔萨，更迫使他一路逃到了奥斯曼帝国版图之外的叙利亚。不过，令巴耶济德深感失望的是，他的部队未能杀死或擒获杰姆。

在赶跑了同父异母的弟弟、确保了皇位的稳固之后，巴耶济德决定将他的妻妾子女从阿马西亚召唤来。除了在将近两年前参加自己的割礼庆典之外，11岁的塞利姆从来没有离开过阿马西亚。现在，他从那座位于内陆地区的外省城镇来到了帝国的心脏，他的父亲成了苏丹，他的新家则是帝国权力的核心。

苏丹的后宫大得超乎想象：一条条走廊连接起数不清的具有高耸拱形屋顶的房间，再加上几十座其他建筑物，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建筑群。伊斯坦布尔著名的七丘俯视着博斯普鲁斯海峡，花园与亭台遍布的皇宫就雄踞在其中一座山丘之上，蔚为壮观。在完成了每天的语言、历史和宗教课程之后，塞利姆就会在一处处观景胜地眺望欧亚两洲，享受海风吹拂。他欣喜地望着众多小船穿梭往返于两洲之间，听着从黑海向南迁徙的猛禽发出阵阵尖啸。作为皇子，塞利姆生活的地方与宫墙外的城市有着一定的距离，但他仍然不可避免地会听到城市传来的嘈杂声响，嗅到城市飘来的强烈气味。

巴耶济德与包括科尔库特在内的幕僚们交谈

[10]一个月之后，教皇的海军与来自那不勒斯的一支舰队一道，向奥斯曼帝国孤悬意大利长靴状半岛的领地奥特朗托发动了进攻。战斗于1481年7月打响，一直持续到了9月。最终，奥斯曼军队投降，结束了他们在此地短短13个月的统治。受到此次胜利的鼓舞，基督教世界开始希图将奥斯曼人逐出地中海。在得到从葡萄牙赶来的25艘船只的增援之后，教皇计划从奥特朗托出发，横渡亚得里亚海，前往阿尔巴尼亚沿海的发罗拉（Valona，今天写作Vlorë）。如果能够在那里取得胜利，基督徒就可以在亚得里亚海的两岸都取得战略要地，并以此地为落脚点，尝试收复穆罕默德在此前几十年间征服的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的诸多地区。然而，阿尔巴尼亚暴发的一场瘟疫和一些船长的不满情绪导致这些方案最终流产。尽管自身并没有什么动作，但新任苏丹至少暂时保住了亚得里亚海的东岸。

巴耶济德躲过一次暗杀

在东方，奥斯曼帝国在伊斯兰世界的主要对手马穆鲁克帝国也利用奥斯曼这段权力真空期，增强了自身在中东和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军事和经济影响力。对于马穆鲁克帝国来说，奥斯曼家族的分裂状态维持得越长越好。因此，他们将杰姆作为客人请到了自己的首都开罗，从而将奥斯曼帝国的内乱变成了一场显著影响全球政治格局的国际阴谋。

这是杰姆所能得到的最强有力的武器——靠着一个帝国的帮助去赢得另一个帝国。他在富有的马穆鲁克宫廷享受着人们的尊敬与舒适豪奢的生活，过得十分惬意。不过，宫墙之外的开罗则是另外一个世界。当他于1481年9月30日第一次抵达开罗的时候，这座城市的陌生感和庞大规模让他感到十分惊异。[11]作为地中海地区最大的两座城市，伊斯坦布尔要比开罗更大，但开罗并未经历过伊斯坦布尔在1453年前后的那种人口锐减。成年后从未在伊斯坦布尔生活过的杰姆惊异于开罗庞大的规模、喧嚣的街道和稠密到令人发狂的房屋。开罗的宫廷中讲的不是土耳其语或波斯语，而是阿拉伯语；杰姆在后宫中学习过一些阿拉伯语，但仍然不容易适应这种环境。总体来说，开罗比奥斯曼帝国的任何地方都更具阿拉伯色彩和伊斯兰色彩，毕竟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人口还是基督徒。在马穆鲁克帝国的这座都城里，呼唤人们礼拜的声音响彻城中的一条条窄巷，其声势之浩大是杰姆从未见识过的。

在杰姆抵达埃及几个星期之后，斋月开始了。作为马穆鲁克苏丹盖特贝伊（Qaitbay）的贵宾，杰姆在圣月中陪同这位马穆鲁克君主参加了每天夜里的宴会。[12]每天日落后举行的开斋晚宴十分盛大，有诗人和乐师现场助兴。杰姆一边享用着麦片、羊肉，以及像藏红花牛奶和杏干这样的甜点，一边引出了由马穆鲁克帝国支持自己推翻同父异母兄长的话题。生着长长的胡须和长眉毛的盖特贝伊一面耐心地倾听，一面却迟迟不明确做出支持杰姆的承诺。[13]他要么说自己需要先咨询自己的臣僚，要么说需要等到斋月结束，或者干脆再搬出别的什么借口。实际上，盖特贝伊希望让奥斯曼帝国兄弟阋墙的局面维持得越久越好，以便让马穆鲁克王朝在东西方贸易控制权的争夺中占得上风。

杰姆对盖特贝伊的拖延深感失望，决定离开开罗，于1481年12月动身前往麦加和麦地那朝觐圣地。[14]先知穆罕默德于570年出生于麦加，于632年在麦地那去世。他在麦加得到启示，并以此为基础写下了《古兰经》；无论身在何方，全世界的穆斯林每天都要面朝麦加的方向祈祷五次。朝觐是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所有有能力的穆斯林都应当进行朝觐。然而，杰姆实际上是奥斯曼帝国超过600年的历史中唯一一位遵奉这一重要信条的苏丹或皇子；而他前去朝觐的主要动机似乎也不是出于宗教上的诉求，而是出于政治上的目的。每年一度的朝觐是伊斯兰世界最大规模的集会，充分体现了伊斯兰信仰的世界性——西至摩洛哥，东至中国，操着从俄语到孟加拉语等各种语言的信徒都前来朝觐。在杰姆看来，这是他树立自己作为所有穆斯林的哈里发和圣城的保护者形象的大好机会，他可以利用朝觐活动来证明自己适合统治奥斯曼帝国。

杰姆随车队从开罗出发，抵达麦加，在那里引发了轰动。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他的朝圣之旅仿佛成了今天的巡回宣传。无论他走到哪里，从天房到麦地那的先知陵墓，人群都会如影随形，祈求他赐下祝福和至理名言。在他抵达麦地那之前几个月，闪电击中了先知清真寺[15]的宣礼塔，雷击引发的大火随即吞没了清真寺。杰姆鼓励麦地那的居民，让他们振作起来，重建先知清真寺。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这座清真寺的重建都被归功于杰姆这次极具影响力的到访。

1482年3月11日，杰姆随开罗的车队回到了马穆鲁克帝国的首都。受到这次朝觐的激励与鼓舞，杰姆写下了如下诗句来挑战他同父异母的兄长：

尔睡玫瑰榻，
我何卧炉灰？
虔诚朝圣者，
理应天垂青。

收到这封信的巴耶济德冷笑一声，也回复了一首诗，斥责杰姆惺惺作态的虚假信仰和对帝国的不尊重：

我朝立国久，
尔何逆天命？
自诩甚虔诚，
何复求俗物？[16]

那年春天，杰姆在开罗筹划着卷土重来。马穆鲁克王朝提供的支持十分有限，仅限于维持他们兄弟相争的状态。因此，杰姆知道自己需要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寻求支持。他开始通过各种特使和联络人向安纳托利亚各地伸出触角。在安纳托利亚，不乏想要与一位奥斯曼皇子结盟的权力掮客和地方豪强。那里的政治格局依然纷繁复杂，到处是实力稍逊的地方势力、残余的拜占庭军阀和世家大族。对于像奥斯曼帝国这样的近代国家来说，将境内这些近乎自治的势力全部消灭掉并不是必须完成的任务，它只需要迫使它们合作、屈服，或是用其他方式控制它们。杰姆很了解这种建立在谈判和合作基础上的政治模式。因此，他深信自己可以争取到足够的支持，向巴耶济德发起真正的挑战。

杰姆迈出的第一步，是与安纳托利亚一个强大的部族邦国卡西姆（Kasım）的首领建立联盟关系。从罗马人的时代开始，一直到拜占庭帝国和如今奥斯曼帝国的时代，许多古老的游牧民家族在安纳托利亚的一些主要城镇附近拥有自己的利益和影响力，并设法与当时支配该地区的大帝国达成某种协议。卡西姆的据点都在杰姆曾经担任总督的科尼亚附近。虽然这座城镇目前至少在名义上处于其兄长巴耶济德的控制之下，但杰姆与卡西姆的统治集团早有交情，知道他们可以找到共同的目标。双方可谓一拍即合。通过与杰姆结盟，卡西姆可以让自己从为数众多的地方权力掮客之一摇身一变，成为对奥斯曼王朝构成实际威胁的一股力量。就在一年之前，为了从帝国手中夺取更多的领土，卡西姆曾经试图与狭小的罗得岛的统治者圣约翰医院骑士团（）结盟。不过，医院骑士团拒绝了他们，以免破坏三年前被迫与奥斯曼帝国签署的和约。[17]显然，卡西姆人想要结成一个国际性的联盟，而他们在杰姆身上看到了机会。反过来，对于杰姆来说，这一盟约可以让他获得用来对付自己同父异母兄长的武装力量。

在达成这一密谋之后，杰姆不顾马穆鲁克苏丹盖特贝伊的反对，秘密回到了安纳托利亚，以便与卡西姆人最终敲定进攻科尼亚的计划。他把自己的母亲、姬妾和几个孩子都留在了埃及（杰姆有四个孩子，他在这一时期将一个女儿嫁给了盖特贝伊的儿子）。至此，杰姆先是由陆路经叙利亚到达了开罗，再从开罗去圣城，现在又回到了安纳托利亚；他在马穆鲁克帝国内部所走的路线，恰好就是他的侄子塞利姆在34年后征服马穆鲁克帝国时所走的路线。

在抵达科尼亚郊外乱石嶙峋的山区之后，杰姆找到了卡西姆军队的营地。像亚历山大大帝、塞尔柱人[18]、十字军和以前多支准备入侵科尼亚的军队一样，杰姆和卡西姆人在该城前方的平原上集中了军队、武器和其他资源。杰姆希望此战可以成为他夺回皇位的第一战。1482年5月下旬，战斗打响了。事与愿违，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后，杰姆的部队就被科尼亚的新任总督阿卜杜拉——巴耶济德的长子、塞利姆同父异母的兄长、杰姆的侄子——击退了。

在科尼亚受挫之后，杰姆和卡西姆决定把安卡拉（Ankara）当作下一个目标。就在向北进发的时候，他们得到消息称，已经得知杰姆回到了安纳托利亚的巴耶济德率领一支大军离开了伊斯坦布尔，打算用一座新掘好的坟墓来欢迎他的弟弟归来。杰姆不无道理地担心自己性命难保，于是终止了向安卡拉的进军，开始向南方撤退。巴耶济德随即派出一名士兵追上杰姆和卡西姆人一伙，向他们开出条件，要求他们投降：只要杰姆愿意放弃对皇位的主张并承认巴耶济德为唯一的合法苏丹，巴耶济德就保证让杰姆在远离伊斯坦布尔的耶路撒冷过上安全的隐退生活，并且每年为他提供一笔金钱。杰姆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杰姆认为，让自己放弃成为苏丹的希望是完全无法接受的，而且巴耶济德的提议可能只是一个谋害他的阴谋。

为了夺取苏丹宝座，杰姆已经在开罗和阿拉伯半岛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在这场继承权争夺战彻底结束之前，杰姆还会把这一争端带到法国、意大利和罗得岛的宫廷上，将奥斯曼帝国继承权争端变成一场对近代欧洲乃至近代世界都产生影响的政治事件。

[1],“BayezidII,OttomanSultan,”EncyclopædiaBritannica,(accessedFebruary23,2019).

[2]JohnFreely,JemSultan:TheAdventuresofaCaptiveTurkishPrinceinRenaissanceEurope(London:HarperPerennial,2005),27.

[3]Wikipedia,“Konya,”(accessedFebruary8,2019).

[4]鲁米（Rumi，1207—1273），波斯诗人、伊斯兰教法学家和神学家。——译者注

[5]NiccolòMachiavelli,ThePrince,,2nded.(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8),17–19,81–82.

[6]CarolineFinkel,Osman’sDream:TheStoryoftheOttomanEmpire,1300–1923(NewYork:BasicBooks,2006),82.

[7]674年，艾郁普在阿拉伯人进攻君士坦丁堡时去世。穆罕默德二世围攻君士坦丁堡期间，土耳其人发现了艾郁普的坟墓，遂兴建了这座清真寺以示纪念。——译者注

[8]Freely,JemSultan,43.

[9]Freely,JemSultan,46.

[10]Freely,JemSultan,53–56.

[11]Freely,JemSultan,58.

[12]Freely,JemSultan,60.

[13]盖特贝伊的图片请参阅：Wikipedia,“Qaitbay,”(accessedFebruary8,2019)。

[14]Freely,JemSultan,61–62.

[15]先知清真寺（al-Masjidal-Nabawī），先知穆罕默德设立的清真寺之一，是伊斯兰世界仅次于麦加禁寺的第二大圣寺。——译者注

[16]这次诗文互换记载在：Freely,JemSultan,62。

[17]Freely,JemSultan,25,63.

[18]塞尔柱帝国，存在于11—12世纪的突厥——波斯逊尼派伊斯兰帝国。塞尔柱帝国衰落后，其在安纳托利亚的版图分解为许多小国，其中之一就是奥斯曼帝国的前身。

教皇庇护二世在安科纳为一支十字军舰队赐福。杰姆也在现场

在他父亲的继承权争夺大戏尚在进行之时，11岁的塞利姆正安全地待在后宫里，一边适应着皇宫里的新生活，一边从身边发生的种种学习着血淋淋的帝国政治。他怀着一个孩子的担忧看着他的叔叔四处争取外国势力的支持来反对他的父亲。

在安纳托利亚取得落脚点的努力失败之后，杰姆知道其兄长的部队很快就会把他彻底逐出帝国版图。马穆鲁克帝国已经明确表示不会继续支持杰姆了。波斯是一个选项，但是其内部也并不团结，因而不会有兴趣对强大得多的奥斯曼帝国发动一场大战。相比之下，虽然欧洲国家此时都比奥斯曼帝国弱小，但它们十分渴望获取任何力所能及的地缘政治优势。杰姆还在科尼亚郊外卡西姆军队的军营中时，就已经把触角伸向了地中海的对面。15世纪80年代初，卡西姆的首领帮杰姆向欧洲的多个君主送去了书信，因为他们相信一旦巴耶济德与某个欧洲国家开战，卡西姆就可以在安纳托利亚获得大展拳脚的机会。在近代世界，最快的通信方式也只有骑马或坐船，因此这一沟通过程十分漫长。

1482年1月，杰姆把第一封信写给了威尼斯，[1]但威尼斯人拒绝了他避难和结盟的请求。[2]威尼斯人刚刚与奥斯曼帝国签署了和约，无意打破他们之间脆弱的和平。接着，杰姆把视线投向了罗得岛的统治者，也就是卡西姆人几年前联络过的圣约翰医院骑士团。不过，杰姆派出的第一位使者被巴耶济德擒获并杀掉了。杰姆意识到巴耶济德已经对他的密谋有所察觉，于是只让他的第二位使者带口信到罗得岛。这样一来，即便这位使者被捕获，他也不会泄露任何重要的信息，当然，如果遭到拷打就另当别论了。他选择的使者名叫菲伦克·苏莱曼贝伊（FirenkSuleymanBey），是一位操着一口流利法语、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前基督徒［Firenk就是Frank（法兰克人）的讹变，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经常被冠以这样的称呼］，但我们对此人的出身知之甚少。他可能是一名俘虏，为了获得人身自由而选择了皈依伊斯兰教和服务于奥斯曼帝国。他也可能是一名自愿叛逃的“归化土耳其人”，许多参与十字军东征的战士在抵达中东之后，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做出了这种选择：可能是出于对伊斯兰教的真诚的信仰，或是爱上了一名穆斯林女性，或是折服于东方世界的强大和威严，也可能是看到了在伊斯兰世界大展宏图的机会。

罗得岛就位于安纳托利亚西南方向不远处，是一座炎热而且峭壁林立的岛。由于衔接着爱琴海和地中海，这里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482年夏天，菲伦克·苏莱曼贝伊顺利抵达罗得岛，将杰姆的口信转达给了骑士团大团长皮埃尔·德奥比松（Pierred’Aubusson，1423—1503）。[3]1479年，杰姆被其父穆罕默德二世派来进行和谈时，德奥比松曾经见过他。[4]德奥比松十分清楚杰姆可能带来的战略优势，于是决定抓住机会，充当杰姆的保护者。对于强敌环伺的医院骑士团来说，一个对奥斯曼帝国皇位有觊觎野心的皇子可谓是一个潜在的有力武器。杰姆不仅可以从整体上动摇奥斯曼帝国，而且一旦他利用医院骑士团的支持得到皇位，他就永远欠他们一笔人情。杰姆也不遗余力地提高这些天主教徒对他的期望，为此做出了一个他根本无法履行的承诺：实现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之间的和平。病急乱投医，甚至有些天真的骑士们把杰姆的出现当成了建立一个基督徒——穆斯林联盟来对抗他们共同的穆斯林敌人的机会。在近代的地中海世界，政治利益上的考量并不总能打破宗教信仰的壁垒，但显然这一次是例外。1482年7月中旬，杰姆在安纳托利亚东南海岸的科里科斯［Korikos，即今天的基兹卡雷斯（Kızkalesi）］登船起航。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他与奥斯曼帝国土地的诀别。

杰姆乘坐的小型商船从科里科斯出发，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航行了300英里，终于抵达了罗得岛东北角的罗得城。[5]夏天的海流十分温和，整个旅途平淡无奇。但是，杰姆在精神上却饱受折磨。他没有和任何人说话，也几乎没睡觉。他很清楚，巴耶济德坐在苏丹宝座上的时间越长——此时已经超过了一年，将他彻底铲除就会变得越难。对杰姆来说，又一次离开帝国的领土显然是一次赌博，但考虑到他和卡西姆人在科尼亚的惨败，他已经别无选择。他看着北地中海清澈碧蓝的海水，却感到自己被黑暗笼罩。他被迫再次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其他势力的手中。然而，如果他还留在安纳托利亚，他肯定早已成了阶下囚。

杰姆踏上罗得岛的土地时，心中一定有一些惶恐不安，但他并不知道自己究竟陷入了怎样的政治沼泽之中——他将成为近代世界最宝贵的政治筹码之一，一个身为人质却不自知的人质——至少，他暂时还不自知。任何政治实体，不论有多么弱小或微不足道，只要它为杰姆提供避难之所，就可以立刻成为巴耶济德的潜在威胁的保护者，从而可以与奥斯曼帝国讨价还价。在激烈争夺杰姆的众多欧洲政治势力之中，罗得岛只是第一个。

在帝国政治的宏大棋局里，参与各方都试图在计谋上胜过对方，但他们也彼此需要。为了支持自己取得奥斯曼帝国苏丹之位的活动，杰姆尽可能多地向骑士们索要一切形式的支持——金钱、船只、军队和外交保护；骑士们则把杰姆视作实现自己更大野心的垫脚石——他们想要发动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从穆斯林手中夺取耶路撒冷。医院骑士团原本就是形成于十字军东征过程中的骑士团，他们如今依然是以十字军使命为己任的骑士团。骑士们并不想把杰姆当作一个导火索，点燃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可怕战火。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样的战争爆发，因为他们清楚自己只会遭遇灾难性的失败。杰姆对他们的用处在于，他可以帮助骑士们赢得时间。骑士们认为，他们可以利用杰姆这个威胁来迫使巴耶济德维持和平，甚至可以借此从巴耶济德那里勒索到钱财。如果能够实现暂时的“地中海和平”（PaxMediterranea），骑士们就有机会恢复自己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为下一场十字军东征做好准备。

1482年7月29日，杰姆抵达罗得岛，骑士团的代表在码头上以皇家规格欢迎他的到来。绣着金银丝线的地毯一直铺到了海岸边，杰姆骑着骑士团提供的“最俊美的马匹”[6]从海岸进入城中。他一路走过撒满花瓣的道路，受到人群的夹道欢迎。罗得岛上的骑士们，以及来自意大利、希腊、法国和佛兰德的雇佣兵们以接待王子的礼节向他致敬，将他视作能够撬动地中海权力平衡、让其朝着不利于奥斯曼帝国苏丹的方向移动的非凡人物。杰姆、骑士团和地中海上的基督徒雇佣兵团体有着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但他们的利益共同点也就止步于此。杰姆向那些陪同他从港口一路走来的人们道谢，然后把缰绳交了出去，随即沿着不长但十分陡峭的楼梯拾级而上，来到了罗得岛骑士团大团长宫殿那壮观的石墙内部。

从公元前16世纪开始，罗得岛就一直有人类定居。由于罗得岛的位置至关重要，只要海路还是长距离旅行的主要途径，这片弹丸之地就必然成为众人觊觎的目标。罗得岛和克里特岛（Crete）共同构成了从爱琴海及更远的伊斯坦布尔和黑海进入地中海东部的重要落脚点，从这里出发可以抵达埃及、塞浦路斯、叙利亚、中东的其他地区、北非，甚至可以继续向西。罗得岛还控制着安纳托利亚为数寥寥的几处重要海岸木材产地中的一处，这一资源对造船业和其他一些产业而言至关重要。罗得城的城墙由希腊人始建于公元前4世纪，圣约翰骑士团又在公元14世纪初重建了城墙。就在杰姆于7月30日的午后到来前不久，骑士团又不得不再次重修了城墙。

差不多就在整整两年之前，穆罕默德二世发兵攻击了罗得岛。一位骑士记载说，穆罕默德派出了“由109艘舰只组成的舰队”，舰只装备了“大量的加农炮、射石炮和装载了其他武器装备的木质塔楼”，总兵力近7000人。[7]这支大军围攻了罗得城两个多月。奥斯曼步兵一度爬上了城墙，但德奥比松在那不勒斯国王派来的援军的帮助下，发动反击打退了奥斯曼人的进攻。最终，奥斯曼军队被击退，并损失了超过9000人；骑士团的3000名守军损失近半，宫殿也化为瓦砾。在近代的地中海世界，同盟关系的变换如同海流一样迅速。现如今，毁坏了骑士宫殿的那个人的儿子竟成了这里的座上宾。

医院骑士团在罗得岛款待杰姆

杰姆在罗得岛停留期间的大部分记录出自骑士团一位名叫纪尧姆·科尔辛（GuillaumeCaoursin）的副总管和书记员之手。科尔辛总是试图尽可能地美化骑士团的统治，但通过审慎的品读，我们也能从他关于杰姆在罗得岛逗留期间的记述中得到一些十分宝贵的细节。杰姆在罗得岛的生活十分舒适：他被安排在很好的房间，每天晚上在大团长的宫殿里享用丰盛的晚宴，还经常在岛上四处打猎。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寄人篱下的外交筹码，杰姆依然对自己岌岌可危的处境感到忧心忡忡。[8]科尔辛写道，杰姆“注意观察着他的周遭，看上去总是有些忧伤而且心事重重……他坐立不安，无法长时间待在同一个地方”。不过，“即便身为一个流亡海外的逃亡者，他依然没有丢掉自己的贵族尊严”。正因如此，他才能“每天在海中裸泳，哪怕在众人面前也毫不拘谨”。[9]在罗得岛逗留期间，杰姆十分忧郁，这或许是因为他终于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尽管他仍然执着追求着似乎渐行渐远的目标。每一天，他都借美食与美酒消愁，还在岛上买了一位名叫阿尔梅达（Alméida）的女奴来分散注意力。[10]

34天之后，骑士们决定不顾杰姆的反对，将他送到他们在法国的一处城堡去。他们嘴上说此举是为了杰姆本人的安全，实际上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他们担心巴耶济德会为了抓到杰姆而举兵入侵罗得岛，因而决定把杰姆打发得越远越好。这样一来，他们既可以继续控制住这位皇家人质，又可以免于立即遭到奥斯曼军队的入侵。就在杰姆起航驶向法国的当天——1482年9月1日，德奥比松向伊斯坦布尔派遣了一个代表团，提出只要奥斯曼帝国可以保证维持和平，骑士团就会让杰姆一直留在法国。[11]巴耶济德立刻同意了他们提出的条件，这让骑士们欣喜若狂。对于苏丹来说，这笔交易实际上把骑士团变成了他的狱卒，确保他的同父异母弟弟可以远离伊斯坦布尔。[12]作为回报，巴耶济德同意每年付给骑士团4.5万枚威尼斯达克特金币（ducat），作为囚禁杰姆的费用。此外，巴耶济德还承诺，不会像他父亲两年之前做的那样入侵罗得岛或奥特朗托。作为唯一参加过朝觐的奥斯曼帝国皇室成员，杰姆现在又成了奥斯曼家族中向西方航行得最远的人。至此，这对兄弟对奥斯曼帝国宝座的争夺，波及的范围已经扩大到了整个地中海。

等到杰姆知晓这一交易，已经是六个星期之后了——1482年10月17日，他抵达了尼斯。[13]得知骑士团把他当作换取赎金的人质，这位23岁的皇子愤怒、沮丧、不知所措，并且身处一片更加陌生的土地上。[14]像在罗得岛时一样，骑士团保证杰姆可以享有舒适的生活，但同时也严密监视着他。作为一名身为皇子的囚徒，他在尼斯城外一座精挑细选的城堡中过上了一种管理松散的软禁生活。这座城堡的主人是骑士团的友人、富有的热那亚商人加斯帕雷·格里马尔迪（GaspareGrimaldi）。杰姆住在这座城堡的第一天夜里，格里马尔迪的长女为他们的新客人送来一名女子侍寝；而根据法国人的记载，她干脆把自己献给了这位皇子。[15]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的姐妹和堂姐妹们轮番陪杰姆过夜，这表明格里马尔迪可能希望把自己的某个女儿或侄女嫁进奥斯曼皇室。在得到离开城堡的许可之后，杰姆又在尼斯城中与妓女和“精心打扮的迷人少年（他们每个人都是贵族的儿子）”[16]打得火热，沉溺于肉欲之中。“尼斯这座城市真是个奇妙的地方，”他写道，显然没把性病的风险放在心上，“男人可以在这里为所欲为！”[17]这座城市让他想起他曾经出任总督的科尼亚，那里同样有着狭窄崎岖的街道和一个个小广场。他十分喜爱这里蔚蓝的海水和如画的红顶房屋。但是，比起失去苏丹宝座的痛苦，他在遥远异国的纵情享乐只能带来微不足道的宽慰。

杰姆的流亡生涯才刚刚开始。在接下来的七年里，他将在法国东南部的城堡间辗转多次，因为各地的统治者都想充当杰姆的拘禁者，以便从巴耶济德那里得到不菲的报酬。在15世纪80年代中期，4.5万枚达克特金币是很大的一笔钱。因此，囚禁了杰姆的一方就可以极大地刺激当地的经济，这真可谓是一桩奇闻了。

与此同时，在地中海的另一端，奥斯曼帝国和马穆鲁克帝国正进行着一系列无关痛痒的战争，而杰姆的侄子塞利姆将在几十年后继续这场战争，并最终赢得胜利。像医院骑士团、法国东南部的小领主和地中海地区的其他势力一样，马穆鲁克人也把杰姆视作可以用来对付奥斯曼帝国的武器。谁得到了杰姆，谁就可以让巴耶济德担忧祸起萧墙的可能性。此外，还有一个人也在游说马穆鲁克王朝，希望他们可以把杰姆接回开罗——这个人就是杰姆的母亲。自从杰姆踏上了夺取科尼亚的不幸旅程，他的母亲就一直待在马穆鲁克帝国的首都，十分渴望能将自己的儿子接回开罗——其中既有母亲思念儿子的因素，也有她希望杰姆可以继续对抗巴耶济德的因素。终于，马穆鲁克苏丹决定给圣约翰骑士团写信，试图说服他们将杰姆送回埃及。他将为此支付10万达克特金币给骑士团，并承诺一旦骑士团在未来与奥斯曼人发生冲突，马穆鲁克军队将尽全力支援骑士团。这些条件要比巴耶济德开出的条件慷慨得多，但骑士团拒绝交出他们的奥斯曼皇子。一方面，骑士团意识到了这位皇子的价值实在太高；另一方面，他们还在筹划一些别的方案。

就在马穆鲁克帝国开出条件后不久，以发布猎巫敕令、终生支持加强宗教裁判所活动而闻名的教皇英诺森八世（InnocentⅧ）说服了骑士团，让他们把杰姆从法国转移到罗马。他给出的理由是“为了基督教世界的普遍利益”。[18]在他看来，把杰姆转移到距离奥斯曼帝国更近的地方可以对巴耶济德产生更大的潜在威胁，从而遏制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地区对基督徒的进攻。这位教皇既渴望又害怕在地中海引发一场全面战争，因而希望可以结成一个针对巴耶济德的三方同盟——罗马、匈牙利（当时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主要敌人之一）和杰姆。当然，这一切都服务于一个更大的目标：为发动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做准备，以“夺回”耶路撒冷，给予伊斯兰教致命一击。

1489年3月4日，杰姆抵达罗马。[19]此时，距离其父亲去世已经过去了近八年。现在的杰姆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件武器，服务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对抗伊斯兰教的嗜血情绪——欧洲人对此事的狂热程度其实超过了他们对古典文物、艺术和个人解放的追求。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最著名历史学家之一詹姆斯·汉金斯（JamesHankins）认为：“比起那些知名度更高的人文主义主题，例如真正的贵族精神、开明教育、人的尊严和灵魂的不朽，当时的人文主义者更经常，也往往用更长的篇幅去书写土耳其人的威胁和十字军东征的必要性。”[20]实际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成就”很大一部分源自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教的古老仇恨。

被周遭张牙舞爪的宗教仇恨情绪包围着的杰姆，反而于生活在欧洲的岁月中变得越发虔诚。在年少时期和居住在尼斯的时候，杰姆都是一个追求享乐的纵欲主义者；而现在，生活在欧洲的基督教世界中心的梵蒂冈的他却有生以来第一次变成了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在他来到欧洲之前，他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更多只是政治层面上的，而非信仰层面上的。无论是在奥斯曼帝国期间，还是在马穆鲁克帝国治下的开罗，甚至是在他前往圣地朝觐的时候，杰姆对伊斯兰教的信仰都有三心二意之嫌；即便在他前去完成朝觐使命——伊斯兰教种种活动中最具典范色彩的活动之时，他的主要动机也是为自己争夺苏丹宝座的野心争取支持。然而，伊斯兰信仰对于身在欧洲的杰姆来说却有着双重含义：这既是他向拘禁者们表明自己反抗态度的一种方式，也是他对抗挫折与孤独的力量源泉。像许多在困境中投身宗教的人一样，失去了人身自由的杰姆可以从伊斯兰教中获得政治上和精神上的自由。

在杰姆看来，在欧洲公然强调自己作为一名穆斯林的政治身份，与用不符合伊斯兰教规范的方式生活，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矛盾。他喜欢美酒，还经常与基督徒女性和男孩发生性关系。当时的欧洲人留下来的一些记载说，他可能还娶了一名基督徒女子为妻，[21]而要在欧洲做这件事，他就必须至少在名义上皈依基督教（在奥斯曼帝国倒是无须如此）。如果他真的曾经皈依过基督教，他很可能是采用了穆斯林所说的“塔基亚”（taqiyya）这种方式。“塔基亚”，通常被译为“伪装”，即暂时表现出皈依了其他宗教的样子，同时在内心依然保留自己的伊斯兰信仰。选择“塔基亚”的人通常是迫于生存压力。除了关于这次婚姻的传言，其他证据都表明杰姆在欧洲停留的多年里一直是一个穆斯林。

在抵达罗马10天之后，对骑士团对待自己的方式大为不满的杰姆私下会见了教皇英诺森八世。又高又胖的教皇对他说，只要他能够率领新的十字军东征——当然，他必须皈依基督教才能担此大任——他就能获得巨大的世俗权力。[22]据说，面对这一诱惑，杰姆发誓说自己永远也不会帮助罗马或任何一个基督教国家去对付伊斯兰国家，[23]无论是奥斯曼帝国还是别的伊斯兰帝国，“哪怕是放弃统治全世界的机会也毫不足惜”。[24]杰姆的这一表态既表现出了他反对欧洲的政治态度，也表现出了他对伊斯兰教的坚定信仰。不仅如此，他还要求英诺森八世立即将他释放，允许他去开罗，在伊斯兰的土地上度过余生。不过，教皇对他的表态不为所动，立即命令他返回自己的监牢。

当时的杰姆已经29岁，在外流亡接近十载。在这期间，杰姆辗转于一个个流亡地和监牢之间，但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敦实而有活力”，一位名叫马蒂奥·博索（MatteoBosso）的教士这样形容他。[25]他已不再是一个惯于漂泊的浪子，终于接受了自己的失败。在写给同父异母兄长的一系列书信中，他都表达了对与巴耶济德争夺皇位这一行为的懊悔，并向巴耶济德表示效忠和输诚。杰姆甚至写到他已经原谅了巴耶济德杀害他3岁幼子的行为，这是杰姆在法国时发生的事情。[26]被击垮了的杰姆仿佛匍匐在兄长脚下，只要能够在余生中回到奥斯曼帝国并过上自由的生活，他似乎愿意答应兄长提出的任何条件；即便他不能回到奥斯曼帝国，他也希望能够生活在印度、伊朗或是阿拉伯世界等穆斯林生活的土地上。巴耶济德没办法确认杰姆的话是否是真心的，因此他不想冒险。在他看来，杰姆的恳求可能有诈，于是拒绝了他。

虽然杰姆强硬地表示拒不支持新的十字军东征，但教皇英诺森依然心存希望。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冲击波还震动着欧洲人的耳膜，而1480年奥斯曼帝国在意大利半岛夺取土地的事件又一次冲击了欧洲人的心理防线。关于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知识，西方世界的学生们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被灌输了很多。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并不只是一些相互没有联系的军事冒险，而是一个历经多个世纪几乎不动摇的战略，是欧洲人对伊斯兰世界持续不断的军事态势，只是根据时下的需要而处于高潮或低谷。基督徒对伊斯兰世界的远征计划一直持续到了17世纪，甚至可以说直到今天也没有消失。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及其对欧洲的压制，让越来越多的欧洲基督徒相信末日决战即将到来。因此，在这个时候，教皇英诺森八世居然向东方伊斯兰世界寻求支持，就不只是具有讽刺意味那么简单了。英诺森向开罗派出了特使，希望能获得马穆鲁克帝国的支持，帮助他向与他们拥有相同信仰的奥斯曼帝国发动一场新的战争。他特地强调，他的这场十字军东征只针对奥斯曼帝国，而并不针对整个伊斯兰世界。

基督教欧洲和马穆鲁克王朝知道，为了对付军事实力上占据优势的奥斯曼帝国，它们需要对方，就像后世的英法协约[27]一样。在此之前，双方都曾经向对方释放过善意，却始终无法取得共识，这并不是出于宗教或文化上的原因，而是政治上的一些原因。在1489年，杰姆成了那只坏了一锅粥的苍蝇。马穆鲁克王朝提出，如果教皇想要结盟，前提条件是教皇要把杰姆送回埃及。教皇拒绝了这一要求，导致结成教皇——马穆鲁克联军的构想彻底成为泡影。于是英诺森只好把目光投向欧洲各国，但它们又一次立刻拒绝了他发动新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提议。地中海地区的政治天平明显倒向奥斯曼帝国一方，因而大部分欧洲领袖都认为此时发动十字军远征无异于自杀。

既然没办法找到足够多的利益攸关方和人力资源，英诺森只好放弃发动全面战争的计划，像此前的圣约翰骑士团一样与奥斯曼帝国展开谈判。自然，杰姆在罗马这一事实增加了教皇手中的筹码。教皇威胁说，他可以释放这位奥斯曼皇子，让他到巴尔干半岛与匈牙利人结盟，共同对抗奥斯曼人。当然，他心知肚明杰姆根本不会这样做。他之所以这样说，是想让奥斯曼人做出永远不再入侵意大利半岛的承诺，还要让奥斯曼帝国承诺保障帝国内部基督徒的信仰自由，并且保证基督徒朝圣者前往耶路撒冷的通行安全。教皇许诺，只要巴耶济德接受这些条件，他就会继续囚禁杰姆，但他要求巴耶济德支付相关费用。在巴耶济德看来，这是一个绝佳的交易。对于1490年前后的巴耶济德而言，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让杰姆留在基督教欧洲。巴耶济德无意入侵意大利，而且已经保证了奥斯曼帝国内部基督徒的信仰自由，还给了那些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欧洲基督徒安全保障。于是，他不仅接受了英诺森开出的条件，甚至还做出了其他一些小的让步。他给罗马送去了据说在耶稣受难时刺穿耶稣基督体侧的枪头、100名摩尔人奴隶，以及杰姆三年囚禁费用的首付款12万达克特金币[28]——这对奥斯曼帝国来说只是一笔小钱，却相当于教皇一整年的收入。

在15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渐长大的塞利姆亲眼看到了宗教在国际事务和他的家族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像他的父亲、杰姆和奥斯曼帝国之前三个世纪历史上所有的苏丹和皇子一样，塞利姆也是曾为基督徒的女奴的儿子，他们的母亲往往是在战争中被抓到的俘虏。无论是杰姆皈依基督教的传言，还是他参与针对伊斯兰世界的十字军远征的可能性，都让塞利姆更深刻地意识到了宗教对政治的意义和政治对宗教的意义。

对于那个时代充满宗教氛围的政治环境和自己所属的奥斯曼苏丹家族的种种特点，杰姆既是一名亲历者，也是一名观察者；既是一名受益者，也是一名受害者。他可以把他在欧洲观察到的一切与自己对奥斯曼帝国的认知进行比较。无论从什么角度衡量，地中海地区与宗教相关的暴力都在15世纪90年代达到了顶峰。欧洲人再次发起了对伊斯兰世界发动十字军远征的号召，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世界占领了更多的土地，西班牙持续已久的宗教裁判所活动更是达到了血腥的顶峰。随着格拉纳达在1492年被征服，天主教双王[29]已经击败了西班牙最后一个穆斯林王国。我们将看到，他们几乎将伊比利亚半岛上所有的犹太人和穆斯林驱逐了出去，随后又把针对非基督徒的战争扩大到了非洲、亚洲和美洲。

诚然，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宗教少数派的生活都很不容易。不过，不管英诺森怎么看，奥斯曼人从没有像宗教裁判所迫害穆斯林和犹太人那样迫害过非穆斯林。与此同时，虽然基督徒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不断号召发动十字军东征，但穆斯林却从未试图对整个基督教世界发动战争。的确，在奥斯曼帝国，基督徒和犹太人的法律地位要低于穆斯林，但如同在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基督徒和犹太人在奥斯曼帝国享有的权利要多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宗教少数派。他们拥有自己的法庭，在帝国领土上数量众多的犹太会堂和基督教堂里享有从事礼拜活动的自由，同时还享有社群自治权。在基督教欧洲杀戮宗教少数派群体的同时，奥斯曼人却对他们加以保护，并欢迎那些被逐出欧洲的人来到奥斯曼帝国居住。虽然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是穆斯林，但帝国的大部分人口并不是穆斯林。实际上，奥斯曼帝国是地中海地区基督徒人口最多的国家：奥斯曼苏丹统治下的基督徒比教皇统治下的基督徒还要多。

当然，基督教领袖发动远征所针对的并不只是穆斯林。在欧洲军队一路向东进攻伊斯兰世界的同时，他们还沿途屠杀了许多犹太人。劫后余生的部分幸存者和大多数被西班牙驱逐的犹太人最终来到了相对安全的奥斯曼帝国。因此，对于年轻的塞利姆来说，近代世界的宗教冲突并不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而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所倡导的宗教包容，与欧洲基督徒不惜使用暴力也要实现单一宗教一统天下的野心之间的冲突。

1492年7月25日，宗教暴行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教皇英诺森八世因病去世。[30]一个星期之后，他的意大利同胞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就开始了第一次横渡大西洋的远航。英诺森八世死后，他的继任者——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Ⅵ）——就成了杰姆的所有者。尽管英俊而且热爱交际——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亚历山大六世算不上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和宗教领袖。作为做事不择手段的博尔吉亚家族（Borgia）的一员，亚历山大六世有很多情妇和至少九个私生子，他的教皇任期内充斥着性丑闻和财务丑闻（为了供养他的子女），这些为他的政敌们提供了持续猛烈抨击他的弹药。

教皇的对手之一是法国国王查理八世（CharlesⅧ），此人觊觎意大利半岛，尤其垂涎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的那不勒斯王国。1494年年底，人称“和蔼的查理”的查理八世利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混乱的个人生活带来的不利政治局面，率领一支2.5万人的军队（其中三分之一是瑞士雇佣兵）突然攻入罗马，迫使亚历山大六世立刻接受了他提出的诸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允许他的军队安全通过教皇领地，南下那不勒斯。查理八世接着又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要得到历经多年之后依然极具价值的杰姆。亚历山大十分不情愿地把这位四处漂泊的囚徒交给了查理。1495年2月，这位24岁的法国国王率领大军，带着杰姆一起抵达了那不勒斯。[31]

杰姆被交到查理手中

这种威胁是巴耶济德无法容忍的。于是，1495年，他开始在伊斯坦布尔城中和周边地区动员军队。他们加固了城墙，重新检验在巴尔干进行军事行动的战术方案，还测试了火炮。巴耶济德在帝国的西部边疆部署了更多的部队，还向亚得里亚海派出了一支舰队，隐藏在达尔马提亚（Dalmatia）海岸的峡湾内等待时机。显然，即便到了巴耶济德继位成为苏丹近十四载之后的1495年初，杰姆仍然能够对奥斯曼帝国构成严重的威胁，哪怕是一点点他可能会回到帝国境内的蛛丝马迹，都会引发帝国内部大规模的军事调动。

不过，杰姆对巴耶济德的威胁很快就要彻底结束了。在查理八世的军队抵达那不勒斯之后，一阵强烈的疲惫感击垮了杰姆，使他不得不躲在该城的一座城堡中休息。[32]已经成为那不勒斯主人的法国国王派了一位私人医生去查看杰姆的情况，并为这位囚徒提供一切必需品。虽然有这位医生的看管，杰姆的症状却越来越严重。先是他的脸出现红肿，接着他的眼睑和喉咙也出现了红肿。他随后又发起烧来，感觉呼吸困难。杰姆的症状看起来像是某种感染，有可能是肺炎。通过冷敷降温和放血疗法，查理派来的医生暂时稳定了杰姆的病情，但他的状况很快再度恶化，他的脉搏变得微弱而且紊乱。查理八世来到他的病榻旁，给他鼓劲。“打起精神来，大人，”他对杰姆说，“等你好起来，你就可以获得自由与救赎，所以请不要再为被囚禁这件事感到忧伤了。”查理离开后，这位奥斯曼皇子说：“感谢真主，让我听到了自由与救赎这些词语。一直以来，我都在祈祷：‘真主啊，如果这些异教徒想要利用我进攻穆斯林，请不要让我看到那一天的到来，带走我的灵魂吧。’”[33]不久之后，杰姆就陷入了昏迷。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杰姆苏醒了两三次，其中有一次清醒时间比较长，还让人读了仍然留在开罗的母亲写来的一封信。1495年2月25日，在欧洲当了13年囚徒的杰姆终于获得了自由，或许也得到了救赎。他死在了那不勒斯，享年35岁。[34]几个月之后，意大利城邦组成的联盟就把查理赶回了法国。

杰姆的死对于图谋对抗奥斯曼帝国的欧洲人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1453年，杰姆的父亲征服了君士坦丁堡，这对欧洲基督徒而言不啻一个灾难性的事件；而到了1480年，奥斯曼人占领奥特朗托也带来了同样震撼的效果。当穆罕默德二世于1481年去世时，奥斯曼帝国在欧洲拥有的土地已经超过其他任何一个政治实体在欧洲拥有的土地。基督教欧洲紧紧抓住杰姆，希望借此在对抗穆斯林的斗争中获得一些优势。有些贪婪的欧洲领袖认为，只要能帮助杰姆推翻他的同父异母兄长，他们就可以把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变成自己可靠的军事同盟，将奥斯曼帝国变成左右欧洲政局的关键力量。然而，杰姆的意外死亡彻底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杰姆的确曾经需要在欧洲寻找盟友，但巴耶济德并不需要。奥斯曼帝国的继承权归属已经再无争议。在15世纪90年代中期的这个时间点，欧洲越发衰弱，而征服者穆罕默德取得的大部分胜利果实都已经巩固了下来。巴耶济德麾下的奥斯曼人拥有完全的优势。欧洲人发动十字军东征、征服君士坦丁堡、“夺回”耶路撒冷的美梦渐行渐远。

对巴耶济德来说，杰姆之死标志着他的统治进入全新的篇章，那个悬在他宝座上长达14年之久的威胁消失了。巴耶济德终于可以心无旁骛，把注意力放在统治这个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上了。

巴耶济德这种自由自在的统治并不会持续太久。很快，他自己的儿子就起来挑战他了。时年24岁的塞利姆明白，尽管出生的先后次序很重要，但它并不能决定一切。巴耶济德之所以能够胜出，并不是因为他是长子，而是因为他更严肃、更好斗、更狡猾、更无情。在巴耶济德存活至今的儿子们中，塞利姆排行第三。因此，他知道自己成为苏丹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迄今为止，继承父亲大位的都是长子。但是，在看到杰姆如同一个外交上的娼妓一样被人利用，又作为一个意志消沉的流亡者死在那不勒斯之后，塞利姆决心绝不重蹈这位叔叔的覆辙。性格坚韧的塞利姆决心要赢得宝座。他也清楚，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除掉他同父异母的兄长们。他从杰姆的人生经历中学到，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皇子，他绝不能相信任何人，尤其不能相信他的血亲。

[1]NicolasVatin,SultanDjem,Unprinceottomandansl’EuropeduXVesiècled’aprèsdeuxsourcescontemporaines:Vâkı‘ât-ıSultânCem,ŒuvresdeGuillaumeCaoursin(Ankara:ImprimeriedelaSociétéTurqued’Histoire,1997),18.

[2]JohnFreely,JemSultan:TheAdventuresofaCaptiveTurkishPrinceinRenaissanceEurope(London:HarperPerennial,2005),67–68.

[3]Vatin,SultanDjem,142.

[4]Freely,JemSultan,25.

[5]Freely,JemSultan,72.

[6]QuotedinFreely,JemSultan,76.

[7]QuotedinFreely,JemSultan,30–32.

[8]Vatin,SultanDjem,144,146;Freely,JemSultan,81.

[9]这些引用出自科尔辛记载的英译本，参见：Freely,JemSultan,81。

[10]Freely,JemSultan,82.阿尔梅达的名字没有出现在科尔辛的记载里。

[11]EncyclopaediaofIslam,2nded.(Leiden:BrillOnline,2012),“Djem”(Halilİnalcık).

[12]EncyclopaediaofIslam,“Djem”(İnalcık).

[13]Vatin,SultanDjem,19.

[14]关于杰姆的年龄，参见：Freely,JemSultan,80。

[15]这些法语资料收录在：Freely,JemSultan,94。

[16]QuotedinFreely,JemSultan,95.关于杰姆在尼斯的性生活，参见：Freely,JemSultan,93–95;Vatin,SultanDjem,156。

[17]QuotedinFreely,JemSultan,95.

[18]QuotedinEncyclopaediaofIslam,“Djem”(İnalcık).

[19]EncyclopaediaofIslam,“Djem”(İnalcık).

[20]JamesHankins,“RenaissanceCrusaders:HumanistCrusadeLiteratureintheAgeofMehmedII,”DumbartonOaksPapers49(1995):112.我要感谢弗朗西丝卡·特里韦拉托让我注意到这段话。

[21]这个建议参见：Vatin,SultanDjem,156,。

[22]关于教皇英诺森的形象，参见：“PopeInnocentVIIIDiedinaRejuvenationAttemptin1492,”Alamy,(accessedFebruary9,2019)。

[23]EncyclopaediaofIslam,“Djem”(İnalcık).

[24]QuotedinCarolineFinkel,Osman’sDream:TheStoryoftheOttomanEmpire,1300–1923(NewYork:BasicBooks,2006),87.

[25]LetterfromMatteoBosso,citedinFreely,JemSultan,172.

[26]EncyclopaediaofIslam,“Djem”(İnalcık).

[27]英法协约，1904年，为了应对德国的威胁，英国和法国达成了一系列协定，化解了两国在殖民扩张上的诸多分歧。英法协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法、俄结成三国协约的组成部分之一。——译者注

[28]EncyclopaediaofIslam,“Djem”(İnalcık);EamonDufy,SaintsandSinners:AHistoryofthePopes,3rded.(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2006),196;Freely,JemSultan,162–63.

[29]这里指伊莎贝拉和斐迪南。——译者注

[30]Freely,JemSultan,205–06.

[31]Vatin,SultanDjem,23.

[32]Freely,JemSultan,271–73.

[33]这段中的所有引语均来自：Freely,JemSultan,272。

[34]关于杰姆之死，参见：Vatin,SultanDjem,65–69。